玉公弄无名，以前我也不知道玉公弄是个什么地方。

后来知道了，知道的原­因是我在这里租了一套公寓房，算是我在杭州工作的临时居所。那一年是2000年，每年18000大洋，付了五年的光景。玉公弄其实就是朝晖小区的一个弄堂，说朝晖小区，杭州人都知道，说玉公弄，呵呵，难办了。

玉公弄离我的报社很近，走路也就是十几分钟的样子，我每天摇头晃脑地上班，稀里糊涂地回家，一路想想事情、打打电话就到了。到现在为止，我还一直怀恋那条上下班的路，因为很多的文章和展览的策划都是在那条路上想出来的。

玉公弄的便道边有一个我们老乡开的理发店，店不大，老板的手艺也不算太好，但我还是常去光顾。朱老师不喜欢这里，被我逼急了，说，洗头他们可以，剃头他们不行。我说，理发比说家乡话重要吗？朱老师心软，一听说我又想老家，便不再说话。百试百灵。

我住的隔壁一幢楼是文化厅的房子，进进出出有不少认识的老师和朋友，有时候，见了面难免东À­西扯，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在我的印象中，好像从来没有谈过文化、艺术之类的事。算起来，我的年纪不小，但资历和他们比起来还差得远，所以，我是没有资格说“就这样吧”之类的话来的，等他们说再见时，我一般都是很开心地撒腿往家跑。

省昆剧团在文化厅房子的旁边，早上，只要听到排练的锣鼓声，我知道我要起床了。听不到咿咿呀呀的声音，我就接着睡，肯定是星期天嘛！当然，也有乱的时候，那一定是有演出任务了。

听习惯了，搬到凤山门的时候，还真不行，一睡就过头，有段时间去上班总是迟到，很是难为情。

之所以要搬到凤山门去住，是因为我在那儿租了个画­画­的地方。2004年的夏天，我一直为我的几张大画­的创作场地犯愁，金阳平告诉我，他刚刚租的画­室够大，如果要画­大东西，可以短时间给我用。后来，我没有借他的画­室画­画­，而是，成了他画­室所在地的主人。阳平很讲义气，他把他的画­室给我后自己又再租了一间，于是，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一起为我们各自的空间装修，装修完了再一起画­画­，一起谈艺术。

画­室坐落在凤山门的中河边上，钱塘½­之畔，是杭州华商和卷烟厂的老仓库，这里离中国美术学院和火车站不过2公里，又是公交车846路、102路的终点站，这里还是南宋皇城的所在地，可谓占尽了地利之便。古人有“人杰地灵”之说，而我们刚好相反，是“地灵人杰”。几个月后，这种闲散的日子和诸多便利在越来越多的朋友知道后，一批志同道合的同行旋即加盟，现在算起来，陆陆续续地居然又有十多位艺术家和我们为邻。

凤山门不像我以前所住的玉公弄那般没有人知道，史书上说这里是古代杭城的南大门，大概是位于凤凰山的缘故，南宋末，筑城门名凤山门，又名正阳门。在这里，一位大伯曾¾­给我哼过这样的民谣：正阳门间跑马儿，凤凰山上摘果儿。可见名气之大。

因为交通便利，加上我还是个好客的主，我的画­室很快就变成了画­画­、策展和搞出版朋友的“会所”。开始，还算新鲜，给朋友们泡茶冲水，到后来觉得不对了，一个人的时间终究有限，天天等朋友们走了之后开始工作毕竟不是长久之策，于是，碰到那些老朋友，我就自己管自己画­画­，做自己的事情。朋友们也能理解我，很多人到了我这里就像是到了一个自助的茶吧，自己泡茶、煮咖啡，看书、上网，完事了说一句“再见”走人。人生快乐的事情有很多，我想，能被别人理解一定是快乐排行榜第一名。

从玉公弄到凤山门很远，在古代就是城池的南门和东门（玉公弄不远处是艮山门）。我不是那种意志很坚定的人，也喜欢抱着电视机看那些有聊无聊的娱乐节目，喜欢赖在床上不起来，有了这个画­室后，总觉得对不住每个月付得Í­板，所以一逮着空子就去画­室画­画­、写文章。从玉公弄到凤山门坐出租车单程是二十几块钱，不过，每天前路漫漫，碰上刮风下雨、上下班的高峰期，倒也挺烦的，天天让朱老师用车来去接送也不是很现实，这让我饱尝一段时间玩艺术是要付出代价之苦。最糟糕的是，我没有了独立行走的时间，没有了考虑文章、策划展览的“腹稿”机会。

于是，在画­室不远的地方又重新租了一套住的房子，推窗便是钱塘½­，风景独好。更让我高兴的是，新房子到画­室也是步行十来分钟的事，路过一条马路，一个小公园，一个火车道，它让我在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体会速度和喧嚣、闲适和恬静、欢聚和离别的三种境界。

所谓境界都是文人吃饱了没事想出来的，走在这段路上，我又有了机会开始思想。不是每一个思想都是伟大的、崇高的，我从来不知道每天在路上会想什么内容，也不知道这条路要走多久，要想到什么时候。不过，今天想的有一些特别，我想，如果我那个老乡的理发店要是搬到凤山门就好了。

感谢杭州，容我思想。

2006 年2月11日元宵节前夜于杭州西风堂

• 推荐关键字：玉公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