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伊始，一场小说和报告文学的媒体之战以女模特儿为导火索拉开序幕，在看不见硝烟的身体斗争中，女模特儿在“美”与“性”的拉锯之间逐步获得了一些超常的特质，为了对抗保守势力的压迫，支持身体解放的记者和文学家采用了两种叙事来为女模特辩护，一种是神话叙事：因为艺术是神圣而高尚的事业，所以为艺术而献身的女模特是美的化身；另一种是英雄叙事：把为革命而牺牲与为艺术而牺牲等同起来，于是把勇敢的女模特塑造成“裸体的贞德”。

 

　　现在，作为祭品的裸体模特显然没有从壮美的牺牲中得到多少好处，那些宁愿以死换来的美的作品在今天看来也不怎么美了。不过，裸体的神圣化和英雄化还是为大众的身体解放铺平了道路，美院的“柏林墙”最终还是与东西德之间的柏林墙几乎同时解体。到了木子美和芙蓉姐姐前赴后继的时代，与裸体模特儿的“去性化”正相反，木子美挺身把“美”从身体中扔掉，让身体与“性”一起堕落，其结果是用“堕落经济学”取代了“献身幻觉”，木子美透过身体所获得的名声利润让所有1980年代的“裸体女英雄”相形见绌。

 

　　无独有偶，1990年代后，在资本介入艺术的过程中也发生过类似的悲壮叙事。在资本面前，艺术又一次被加以神圣化，与裸体的“去性化”相似的是资本的“去利润化”，投资艺术的人必须告诉自己和别人，他之所以投资艺术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艺术，艺术需要扶持；艺术家需要帮助。第一个为中国艺术事业献身的资本祭品是1992年投资广州双年展的西蜀艺术公司，用全副身家换来了一批耀眼的艺术明星的结果使得投资人有点像冲向艺术市场的“堂·吉诃德”。只不过因为资本的原罪，亏本的投资人被批评家改写为赞助人，他们就连个英雄的称号也得不到。到了最近几年，离上河美术馆倒闭并不太远，那个喧嚣一时的“贺兰山房”项目让一群著名艺术家大过了一把建筑瘾之后，又生产出另一个资本的“堂·吉诃德”。从广州双年展到“贺兰山房”，策划人吕澎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老板杀手”。

 

　　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汗的资本也会迷失本性确实是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不过自从19世纪末左拉和波德莱尔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自主性之后，不懂艺术的资产阶级要加入“象征游戏”的牌桌，就要冒越来越大的风险。当艺术的天平倒向了艺术家的一边时，资产阶级最盼望的只能是“提早发现”被埋没的高更和疯掉的凡高。凡高神话的传播大大刺激了中国艺术的神圣化趋势，可结果却很有趣，一方面是精明的中国艺术家很快从疯狂中发现了理性，他们知道，艺术要征服资本，首先要保持一种反资本的“疯狂逻辑”；另一方面是刚刚富裕的中国资产阶级在真疯和装疯之间陷入了迷惑，这是产生资本“堂·吉诃德”的根源所在。不过，这种投资教训对所有资产阶级来说都是有益的，要成为资本的木子美，首先得摆脱掉“献身幻觉”，否则一不小心，资本就像祭祀的三牲一样被宰杀在艺术的祭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