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为期两天半，现分述如下：
    9月22日上午的主持人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邓福星。依次发言的有：邵大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论人才应具有的品格和培养的过程》；钟涵（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的处境：边缘上的观察》；阮荣春（南京艺术学院）《走出低谷——关于文人画的衰落》；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知识积累与问题意识——关于现行美术史论教材的思考》。议题围绕史论人才的培养，因而涉及到对现行教材编写中存在的问题的探讨。发言代表开门见山地提出了美术史学科的“基本问题”与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这两个关键性课题。基本问题贯穿于一个学科的全部历史，并且推动着学科向前发展。在哲学家海德格尔看来就是不可能解决的，只是研究者不断地理解这些问题，不断地重新提出这些问题，从而不断地深化他们对整个理论的领悟。这是学术进步的辩证法。而“问题意识”是指一种直觉，一种对与基本问题相关的一切问题和一切事物的敏感性。同时商业社会的到来所导致的浮躁也是学者们所关心的，表现在学术研究中就是许多大而无当，内容空洞的理论装饰的流行，长此以往不仅造成浮华的学风，同时还会磨钝学术的穿透力和洞察力，而最可怕的后果乃是从根本上导致问题意识的丧失。同时缺乏人文关怀、忽视人文价值，是阻碍中国美术理论发展的一个问题。对人文精神与人文素养的重视，得到与会代表的共识，它是美术史界一直呼吁也是贯穿此次大会的一个主题。因为美术史的教学与教材不仅仅是一个教与学的问题，从更深层角度来讲它关系到学科的建制，关系到整个学科的存在依据。
    邵大箴认为20世纪美术史学最骄傲的成果是人材的培养，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研究的。美术史论人材应具有的品格包括：现实性、历史感和前瞻性；应具备的基本修养包括：人文知识的修养和美术专门知识的修养。其中人文知识不够是束缚美术史学科向前发展的障碍。另外他总结了20世纪的美术史人才的三个培养途径：一是从事创作实践的；二是从其他人文学科，如文学、历史、哲学等转过来；三是从美术史系培养出来的。三种来源各有优长，但一定要有很好的人文知识修养和美术专门知识的修养，二者兼备才能有更宽广的发展。
     钟涵是此次会议发言中唯一一位著名的画家。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提出史论对画家的推动与引导。他特别提出值得人们反思的是近年来的市场经济，一方面促进理论工作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一种浮躁空疏的现象。从而使文化失去了现代的人文关注，这是美术史研究的败血症。他认为我们要具备战略性的眼光，人文关注的时代总会到来，要培养精英群，培养未来学科的带头人，否则将愧对历史和后代。
     李公明的发言涉及到教材的编写，并由此引发出对于美术史的意义、美术史人才的培养等诸多问题的讨论。
     同日下午的主持人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李军。依次发言的有：郎绍君（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遮蔽与遗忘——20世纪美术史现象思考之一》；任道斌（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传统史学研究法与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常宁生（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史系）《冲突与融合——西方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影响极其若干问题》；曹意强（中国美术学院）《第30届世界艺术史大会（伦敦2000年）与中国美术史》；黄专（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系）《中国美术文献研究的学科定性及命名》；李凇（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学系）《研究艺术的考古学家或研究图像的历史学家？——略论考古学的影响与中国美术史学的学科性》。议题围绕美术史学科的定性与史学方法。应该说这一时段的发言具有明确的学科意识和对话意识。学者们认为学术研究不仅仅为了解决问题，它更重要地在于承续传统。学术研究是历史文化发展中的主要因素，每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都担负着连接文化传统的链环作用。因此学术研究是在严谨的科学态度下，在知识的积累中所进行的工作。这就牵涉到近年学术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学术规范，对学术规范缺失的习而不察正是妨碍学术进步的致命所在。学术进步和知识增长应该是每个从事学术研究和科研管理者的基本理念，但如何保证这一信念得到贯彻和实现还需要付出切实的努力，包括从学术环境、学术体制到学术管理方式的改善和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建树。学术环境、学术体制的改善和学术规范的重建，对每个置身于学术圈内的人来说都是任重而道远的事，必须予以重视、付诸实行。学术研究本身应该具有崇高的道德内涵，学术研究者本人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精神状态和学术良知，即所谓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
     郎绍君认为，20世纪美术史基本上还是残缺的。遮蔽与遗忘的美术史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美术史应该通过祛蔽来接近客观和真实性。应该坚持历史学的真实性和科学性要求。美术史的研究必须确定研究范围，将范围控制在能把握和可把握的范畴之中。提倡小题大作，以小观大。同时挖掘史源与史料，不为材料而材料，不以观念代材料。此外，美术史还必须通过规范和有效的学术方法来接近真实和客观，而不要导致新的遮蔽。必须将学术定为美术史的根本，史家要有独立的人格。美术史研究还应该以理性为基础，否则会忽视历史的复杂度。应该说祛除遮蔽不仅是出现在美术史中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包括哲学等多学科共同存在的问题。
      任道斌的发言牵涉到美术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关系，他认为，在现代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依然可以借鉴传统史学的优秀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真实客观、论从史出、文史分家、小中见大、社会多元论和人性组合论等等。
    常宁生的发言是在世纪末对美术史学进行反思。美术史学是20世纪的产物，是在西学推进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文学科有它的相对客观性，一是我们对西学持什么态度，二是西学到底对我们有多大影响。80年代以后西方传统史学也面临挑战和发展，以往的历史只具备档案功能、阐释功能，现在还应有一个文化含义。因此它具有文明史的意义。西方的美术史范畴也在扩大。我们讲知行合一，要形成独立的人文学科，因此传统的美术史学存在一个如何向现代形态转化的问题。
     曹意强的发言主要是介绍第30届世界艺术史大会的情况。
     黄专提出，除了中央美院和中国美院称美术史系，其他学院都叫美术学系。美术史作为一个学科是否需要理论来依托，美术史中史和论的关系不明确，说明这个学科的模糊性。所以应该首先廓清艺术史的学科属性，不确定它的学科属性，无法进行交流与对话。他认为艺术史是一个独立的人文学科，应该从属于历史学。黄专的发言引发了新一轮的讨论，对美术史的学科定名与定性，涉及到“何为美术史”这一终极命题。
     李凇结合考古学对美术史的影响与发展谈，涉及到了四个方面包括：走进考古学的美术史家；考古学的影响，使美术史学向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进一步靠近，向独立的人文学科靠近，使美术成为一个开放的概念；远离美术的美术史家和寻找定位的美术史家。
     9月23日上午的主持人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尹吉男。依次发言的有：薛永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李树声（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20世纪美术史学的发展》；单国强（故宫博物院研究部）《20世纪对明代浙派的研究》；李维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漫谈当代艺术史论的写作》；易英《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议题围绕对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回顾与展望、美术史的当代写作与当代美术史的写作。与会代表提出在美术史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两种状态，一种是把美术史作为工具来解决文化史问题，一种是有文化史意义的美术史。学者们一致认为，一方面要把美术史的研究置于中国文化的宏阔背景和综合关系网络中加以考察，以揭示艺术作品与艺术现象生成的文化原因与文化性质，这是一种趋向会通思维的研究；另一方面又要严肃认真地考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自身所应具有的学术品格，而不能因内容、积累和功力的的缺乏而以文化来补凑。毕竟学术研究的深化只能是走向具体，走向过程，只有微观发现的积累才能带来宏观认识的变化。任何理论问题都必须先还原为历史过程，在过程的呈示中使理论的全部内涵及其背后的语境浮现出来。另外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如何评价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学术成就，这首先需要确定一个标准，它应该包括：学术的真实性、学术的正确性、学术的独创性和学术的启示性。
     薛永年的发言是有关20世纪美术史研究的宏观叙述。他认为中国的美术史是20世纪初出现的，先后经历三大时期，形成五方面特点，思考这五方面特点的形成与得失，对于展望新世纪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可以提供若干有益的启示。第一个时期从1900－1949年，是中国美术史研究改步变古的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949—1976年，是中国美术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陈出新的时期。第三个时期从1976年至今，是中国美术史研究在中西互动中开拓进取的时期。在经历三大时期的进程中，从研究人员所受教育、社会身份、供职单位方面，以及研究资料、研究方向、撰述形式和研究方法方面而言，又形成了五方面既不同于古代，也有别于外国的特点，左右了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全局与大势。
     李树声的发言主要是针对中国美术史教材的编写。他认为中国近代美术史的发展主要和美术教育结合在一起，当时出版的美术史著作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成就，以知识性为主，有助于美术家的成长和艺术院校培养全面的美术人材。
      李维琨在谈到当代艺术史论的写作时认为，首先对当代艺术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范围应有相对独立的规定性，关注当代已成为中国艺术史论写作公认的热点；其次，当代艺术史论写作呈现重视图像与史实的良好风气；再次，当代艺术史论写作呈现史论融合的趋势；最后，期待一种新的成果展示方式。
     易英谈的是有关当代艺术史的写作问题。当代美术史在现代的美术史系课程中将占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将会增加艺术市场、管理、教育、批评等内容。而在学科性质上，美术批评与当代美术史有大量的重叠。一般编写当代美术史的学者多为评论家，当然也有研究现代和古代美术史的。把当代美术按时序写成专著和历史，它的现存材料十分丰富，但是存在如何选择材料的问题。适用于艺术的普遍原则将在观念面前遇到障碍，是把不同的制度纳于同一编年史，还是否认或批判它的存在。制度并不意味着孤立的艺术形式或样式，它更紧密地与当代文化粘合在一起，这恰恰是当代美术史最重要的特征。
     同日下午的主持人是中国美术学院范景中。依次发言的有：王镛（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走出编译状态》；刘晓路（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研究》；章利国（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史论的视界》；李健群（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站在自己的国土上遥看西方美术史》；朱青生（北京大学艺术学系）《艺术史研究中的两种艺术史研究》。议题围绕20世纪中国的西方美术史研究。
     王镛主要谈的是外国美术在中国的研究。从文化交流角度看，浅层容易，很难展开。重要性不亚于外国美术技法的引进。20世纪对外国美术史的研究确实比较稚嫩、薄弱，基本处于编译状态。中国的东方美术史研究更薄弱，常任侠等前辈做了些开创性的工作，到现在为止尚未出现真正象样的东方美术史和国别史巨著。从资料搜集而言，永远不可能走出编译状态，但可以提高学术品格。首先要大量翻译，才有选择余地，才可能自由选择综合；其次是加强方法论的研究，这包括：借鉴西方学者的方法论；采用东方国家特有的文化学、哲学和美学方法；加强交流和比较研究；关注东方现当代美术；开展专题研究；加强普及工作；实地考察及提高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素质。
     刘晓路主要谈的是日本学者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研究的学术生涯及其成就。
     章利国认为，美术史论是研究美术现象的，现象随社会发展变化。现在的美术学界应在以下五个方面予以加强，即设计史的研究；美术经济学；美术法；美术文化学；美术教育学和美术批评学。
     李建群将20世纪中国的西方美术史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900-1949年，是零散而自发的，20世纪初留学欧美和日本的归国的人员对中国早期的西方美术史的介绍和研究产生了决定性作用；1949-1977年，是走向专业化的阶段；1977至今，逐步走向多元化、学术化、专业化。但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没有超出编译的范围，仍然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如资料和考察条件有限；文化和观念上的差异难以避免误读；语言障碍导致的译名与专业出版物的混乱； 研究方法上的落后，致使中国的西方美术史研究显得薄弱。所以，我们的西方美术史研究应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中国的西方美术史研究学者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外语水平，及时掌握最新成果和方法，同时在掌握材料的条件下，要综合中西所长，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另外也不能脱离开对人文学科的关注。
     朱青生认为艺术史中存在两种艺术史，一是艺术的历史，二是通过艺术来研究历史。他主要谈的是后者。他认为目前已完成教材艺术史的时代，应当开始问题研究，开始问题艺术史的时代，这才是作为人文科学的有希望、有前途的开始。
     9月24日上午的主持人是中央美术学院易英。依次发言的有：李松（炎黄艺术馆）《中国美术史的走向——近20年的研究出版成果，左右美术史研究的社会因素，美术史研究的终极目的》；皮道坚（华南师范大学）《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大陆地区）美术史学方法论的突破与学科化进程》；曹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20世纪陕西美术考古的研究状况》；罗世平（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作为美术文化观照的美术史学——关于全球化背景下美术史研究的思考》。议题围绕近年美术出版的成果，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探讨美术史的具体研究与学科理论研究的关系。学者们认为一部学术专著的形成，必须经过搜集资料、整理资料、形成局部问题的创见、将局部的创见总合成系统的学说这样几个步骤。凡迭出新意、富于独创性的专著，必然建立在一系列有价值的论文基础上。国外的专题研究著作通常都附列作者先行发表本专题论文的索引，以示其书并非稗贩渔猎。国外学术界最看重的是论文，其次是论文集，最后才是专著，而我们正好相反。这是出版界亟待解决的一个困境。另外，美术史的方法论问题近年来一直引人瞩目，它将直接影响到学科的发展方向与发展水平。另外，由于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视野部分叠合，因此双方的学者都格外关注对方的动向。会议特别邀请了马世长、杨泓、信立祥、曹玮等考古学界的权威，以期加强交流和沟通。
     李松认为，90年代美术史研究和著作的出版进入集大成时期，但作为一个新学科，其研究范围、对象、任务等等都要有一个重新建构过程。90年代以来美术出版中反映出的美术史研究成果包括：中国美术全集（60卷古代部分），美术分类全集（350卷）；中国美术史、通史、专史和断代史研究，古代画家个案和画派研究；当代画家的个案研究；开拓与填补空白，如各画种专史、民间美术、少数民族美术史、女性画史、和绘画材料史；古今史论研究成果汇编；流失海外美术品的图像汇集与研究；海外学人研究著作的译介；外国美术史的研究与翻译，突破以欧洲为中心。存在的问题包括：尚有空白区有待研究；研究方法的科学深入有待进一步提高；现当代史研究需要开阔史源；遵守学术规范；基础工作的进一步完善；建立自己的美术史研究体系，运用和引进新技术与手段。
     皮道坚认为20世纪80—90年代大陆地区美术史学方法论成熟的第一标志是，美术史学科方法论的自觉应用，第二标志是美术史进入综合性大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相联系并受到重视。第三是中国美术史学研究领域的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他最后总结为：首先，方法论总是处在运动中；其次，方法是要解决问题；再次，我们在反省的同时要警惕方法本身隐含的文化权力与政治利益；最后，全球化会带来美好的前景，但是学术化中的全球化不是一种方法对另一种方法的掩盖，而是要以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为前提。
     罗世平的发言既是对全球化背景下美术史研究在中国的观照，也是对未来美术史研究的展望。由经济和信息技术引出的全球化问题，已是21世纪面临的首要课题，它也即将成为学术研究中需要正视的最突出的文化现象。文化的全球化现象带给美术史研究的首先是文化背景的置换。 以全球文化为背景，传统的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域的美术史研究有可能是多种文化参照系中的一支，其作为美术文化观照的时空范围和文化属性将呈现新的价值判断和文化认定。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属性在比较中相互作用和相互认同，将给美术史研究以新的启示，它的作用在现当代的美术研究中是显而易见的，同样它也会带来古代美术史研究中在观照范围、时限距离上的较大变化，至少在文化属性的认定过程中会超出传统的时空观照界限，从而对某一艺术思潮或艺术风格作出更准确和清晰的分析判断。因此美术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美术文化的观照。以全球化作为背景，对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属性的认定必然引发研究方法的变化和学科间的交融。背景置换之后，我们的美术史研究应该考虑如下四个问题：相异美术文化间的比较研究；美术史学与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种人文学科的互相借用和补充；传统美术史本体研究与文化分析的有机地结合；美术史的具体研究与学科理论研究的关系。立足于全球化的美术史学在观照方式和研究方法上的变化和更新，一方面能获得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会使我国美术史学科尽快地成熟和壮大起来，使之成为一门规范的学科。
     会议发言结束后，薛永年受组委会的委托作本次会议的学术总结。他对本次会议发言与讨论中所涉及的美术史学科建设的相关课题作了概括和归纳。他认为这次会议可看成中国美术史学历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他回顾说，本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上曾有过三件大事关系到美术史学科的建设：一是第一本美术史著作的出版，作者是姜丹书，时在1917年；二是20年后，第一个艺术史学会成立，会员有滕固、马衡、常任侠等人，时在1937年；三是第一个美术史系成立，设在中央美术学院，主要负责人是金维诺先生，时在1957年。各相差20年。在这次盛会后如果能持续这种精神，切切实实做好工作，可以列为本世纪美术史的第四件大事。
      最后范迪安宣布，经与文化部商议，与代表酝酿，美术史学会筹备工作小组成立。罗世平向与会代表传达了中央美术学院欲与出版社合作出版本次会议论文集的意向。
      会议虽然结束，但是会议所提出与涉及的问题仍需要我们的继续研究与探讨，对美术史学科的重新反思已成为每位学者不容回避的课题。艺术史学科目前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整个当代学术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自其他学科的各种理论和方法都在不断地向艺术史学科领域渗透，并对其产生影响。可以说艺术史学科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特别是面对当代社会新的传播媒体所产生的无处不在的图像文化的挑战，艺术史学科需要检视自身的学术定位，重新确立自己的学术角色，并担负起未来的视觉文化研究的使命。这次学术研讨活动，即昭示了这一学科观念的变化与学术发展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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