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陶俑作为一种文物符号包含有三个类型：作为人殉代替物的肖似符号，把潜在的和表象上的类似显示出来；作为儒家传统观念、风俗因素的孝道的象征符号和到唐代时所表现出来的因社会文化状况变化而形成的指意符号。陶俑在战国时代替活人殉葬，是为了生产力的发展，免于人力的浪费，又能满足丧葬人伦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代用品。至汉代发展成为儒家孝道的论人标志和举孝廉为 官的资本，成为一种观念伦理的实物反应，因此陶俑本身具有很强的观念性。另外，其埋藏于地下，为死人所拥有，按交感巫术的定义所指，为死人而做的东西活人是不可以使用的，所以巫术程序本身带有神秘性，某节稍有疏忽则前功尽弃。因此丧葬礼仪一向具有严密的程序性。从汉代东园秘器之名即可窥其一斑。但是到了唐代，陶俑的上述二种性质几乎消失了。唐代律令中明确提出了对于明器不可“愈制”的规定，这表明程序性已不能成为一种精神上的观念束缚人们的丧葬习俗，才不得已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开元礼·卷三·序例下·杂制》载：“凡明器，三品以上不得过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当圹当野祖明地轴诞马偶人，其高各一尺，其余音声队与僮仆之篇、威仪服玩，各视生之品秩，所有以瓦木为之，其长率七寸。”《唐太诏令集》卷八十“丧制·诫厚葬敕”：“开元三年，……九月甲寅诏曰：……明器等物，比竞骄侈失礼违《令》。”唐代以法律的形式限制陶俑的大量生产，可见当时社会风习之日奢，陶俑也由早期作为免于浪费的代用品转为奢侈品，走向了另一种浪费，既失去了人殉代替的生产力发展的含义，也殆于儒家伦理道德的标志。而唐俑神秘性的消失表现在将俑和其他明器在下葬前抬之过街的举动。《唐会要》卷28太极六年载：“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象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慕，破产倾资，风俗流成，遂下兼士庶。……若无禁制，奢侈日增，望请王公已下送葬明器，皆依《令》、《式》，并陈于墓所，不得于衢路舁行。”《册府元龟》卷946中引唐代宗时刑部尚书李先进“葬其母于京城之南原，将相致祭凡四十四幄，穷极奢侈，城内士庶，观者如堵。”

　　由此可进一步认识到俑在唐代其含义已具有相当大的变化，俑如果仍然是作为孝的象征，则不会被禁止大量创作；如果仍然作为殉葬的代用品则不会展示于阳间，“观者如堵”，由此可以认为俑在唐代已由殉葬品过渡为日用消费奢侈品。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从唐代的消费活动内容结构看。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记载了官僚士大夫不吝千金地购求名人字画，成为一时风尚，“书即约字以言价，画则无涯以定名……必手揣卷轴，口定贵贱，不惜泉货，要藏箧笥。”（《历代名画记·卷二·论名价品第》）。还有宰相王涯对于珍稀字画“人所保惜者，以厚货封之。”（《旧唐书·卷169·王涯》）尚书钟绍京“不惜大费，破产求书，计用数百万贯钱，惟市得右军行书五纸”。（张怀×《书佑》）又有著名书法家柳公权“为动戚家碑板，问遗岁时巨万。”（《旧唐书·卷165·柳公权绰传附柳公权传》）字画购求在这方面的开销，构成其消费支出的重要部分。字、画是由精神生产领域提供的产品，因此它们的消费是一种精神消费。本来对字、画的追求和爱好是文化素养提高的表现，但当这种爱好的准则被染上了金钱荣誉准则的色彩时，字、画的价格被无限地抬高，它们本身也就成了奢侈品。除了私人收藏的字画外，唐代以道释人物为主题的壁画也盛极一时，此亦属奢侈性精神消费的范围。那么，由阳间的精神消费转而至阴间亦同。它既是阳间奢侈生活的反射，也是唐人精神需求的映象。唐俑是丧葬品更是日用消费奢侈品。

　　唐代精神消费领域的活跃及其奢侈化倾向的加强，是以地主阶级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力的提高为基础的。

　　陶俑这种文物符号在再现唐朝历史的“精神世界”方面确实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

    二（略）

    三（略）

　　唐代女俑在其内容与形式的双方面结合中予人以美的享受，作为一种文物符号深刻地表现了所处时代的精神风貌，而作为一种艺术作品则进一步走入了人的心灵，成为今人研究唐代历史的形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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