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代的政治生活中，艺术几乎成为一种重要的交往手段。有限的辽史文献资料详细生动地记载了辽代皇室成员的艺术实践及修养。一个朝代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往往依赖于统治阶层，那么引起笔者兴趣的恰在于辽代皇室对于艺术的这种偏爱与广泛使用，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与中原汉文化的互动关系，以及其中的表现如何？

    本文拟通过分析庆东陵壁画的分布位置、象征意义、构图布局和风格样式，并以相关的辽代皇室成员的墓葬作为背景资料，研究其题材内容所呈现的社会意识与习俗、象征意义与审美风格，以及绘画技艺等的发展，力求能比较清晰地勾勒出辽代庆东陵壁画的变革及其传承关系，考察以圣宗和兴宗为代表的辽代最高阶层，如何在汉地传统的墓葬形式中反映出民族间文化艺术上的交流与互动。

    第一节、庆东陵的发现与墓葬形制

    辽圣宗耶律隆绪和仁德皇后、钦爱皇后的永庆陵、辽兴宗耶律宗真和仁懿皇后的永兴陵、辽道宗耶律弘基和宣懿皇后的永福陵，总称庆陵，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索博力嘎（白塔子）北约十余公里的大兴安岭中。陵墓分布在一条东西横亘的大山南麓。该山辽代名永安山，后改称庆云山。三座陵东西排列，间距约两公里，通称东陵、中陵、西陵。

    辽墓的考古调查始于20世纪初，1914年和1922年林西县知事和法国神父闵宣化曾先后挖掘庆陵中的中陵。1930年军阀汤玉麟对辽代庆陵进行盗掘，三陵的石刻哀册被掘出土，自此辽庆陵契丹文哀册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另外，自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人对辽代帝陵进行盗掘。1930年鸟居龙藏携其家人对庆东陵进行了非法调查和测绘摄影。1935年日本人对辽庆东陵壁画非法进行临摹摄影，并将小片壁画及庆州遗址出土的古文物一并盗运到日本，存于京都大学文学部。1939年，日本人田村实造等对辽庆陵进行实测、摄影，并临摹东陵壁画，劫掠一批文物。目前庆东陵的研究资料主要依靠1953年出版的《庆陵》和1977年出版的《庆陵の壁画》。

    辽朝立国200余年，先后9任皇帝，其驾崩地点均在征伐或游猎途中，其中除辽世宗、景宗和天祚帝之外，其他6位皇帝死后都葬于契丹本土即今赤峰北部。辽代契丹的两姓贵族则分别把始祖发祥地潢水、浮土河马盂山深谷作为“归宿”之地。这充分反映了契丹民族牧猎文化的特征。《辽史·地理志》记载：“庆云山本黑岭也。圣宗驻跸，爱羡曰：‘吾万岁后，当葬此。’兴宗遵遗命，建永庆陵。”由此可知庆东陵的建造缘于圣宗在捺钵途中的钦命，后由其子兴宗遵遗命而完成。

    庆云山位于上京城之西北，隔黑河与黑山相对，南有庆州城。辽代皇陵“凿山为殿”，陵侧多建享殿，以备时祭。辽代皇陵建制在许多方面沿用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如太宗时仿效唐礼，实行告庙仪和谒庙仪和拜陵仪等。

    辽代帝陵的地上丧仪与中国传统的送葬礼仪相似，但也还保留了一些契丹民族的传统特点与内涵。辽代帝王丧葬仪式是辽代原始丧葬仪制与中原礼仪结合的产物。

    庆东陵墓葬形制具有中原传统的特色，同时也保留了契丹本民族的传统。如东陵南向，是辽帝向中原学习，梦想成为中原帝王的一种表现；多室墓，与南唐李昇陵的形制相似。墓中装饰广布龙纹，显示了作为皇陵的特殊性；大规模的墓道形制及壁画的绘制，以及皇室所享用的棺床小帐等，都奠定了契丹贵族墓葬的发展方向。

    第二节、庆东陵的壁画布局及其象征意义（略）

    第三节、庆东陵壁画的样式来源及审美特性（略）

    第四节、结  语

    契丹民族视自己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始终把黄帝、炎帝视为自己民族的祖先。这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契丹民族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观。辽代皇室内部提倡汉化，以艺术作品作为与宋的外交活动的工具等，都是有其内在的发展原因的。这不仅说明了辽代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着力吸纳，更重要是，它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身在边陲的契丹民族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因而要寻求一种“中国”之内的文化形式来发展本民族的文化。

    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积极的吸收与融合的同时，契丹民族对于固有的民族文化的坚守却是毫不动摇的。这充分地体现在四季捺钵的政治制度上。这种民族的双向交流与辽朝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双轨制度分不开。这种双轨制度对辽朝境内的中原文化、契丹文化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并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双轨制下的多元文化并存为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可能，各类文化在自由发展的同时自然融合，形成了更具特色的辽代文化，这种文化的形成发展又与辽代皇室的推动分不开。

    庆东陵的墓葬形制既保持了契丹部族的传统风格，也在许多方面吸收了中国古代帝王的陵寝制度。庆东陵的壁画题材涉及广泛，在具有政治性的象征意义的同时，也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辽代皇室的审美趣味与审美倾向，尤其是圣宗、兴宗和道等多位皇帝大力提倡汉化政策，实施文教策略，皇室成员积极参与，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汉化的程度，丹青之风盛行，成就了有辽一代的艺术成就。

    庆东陵壁画中的人物肖像刻划既有契丹本民族的悠久传统，同时吸收了唐代大型人物肖像绘画的传统，二者结合形成了一种富有契丹民族特色的人物品貌，又具有唐代以来中华民族气派的辽代风格的人物肖像画。这是在唐代皇家审美风范基础上，融入了北方草原民族豪迈开阔的气度，以及更为健康、更具生命力的品格。庆东陵的四季山水图，虽然以表现四季捺钵风光为主题，但其构图布局、取景视角、皴染手法等与现存敦煌壁画接近，不离晚唐以来中原山水画的整体风格。辽庆陵壁画将多种题材、样式、风格融于一体，既吸收中原唐代的传统，又能将辽代帝王的政治胸襟与抱负融于一体，以艺术的形式与手法展现出来，应该说辽代庆东陵壁画的丰富的内容为我们认识辽代皇家的艺术风貌提供了研究的线索，相信今后考古资料的进一步发掘将使我们对辽代皇家艺术的认识走向更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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