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鼓是一种比较特殊的青铜器，在我国南方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较为流行，至今已有三千年历史。铜鼓的体积大小不一，大者直径超过一百厘米，数百公斤重，小者直径仅十余厘米，数十公斤重。关于铜鼓的起源问题，目前有皮鼓说、钅享于说、象脚鼓说和铜釜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研究成果证明，铜鼓在古代是祭祀、庆典仪式中使用的礼器，此外还作为一种人神交际的媒介，长期为上层统治阶级所把持，是他们拥有权力和财富的一种象征，是一种典型的“重器”。明清以后，铜鼓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纯粹的娱乐乐器，如今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仍然在使用铜鼓。目前，我国已知的铜鼓有２２００多面，中国铜鼓研究会把它们细分为８个类型：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和西盟型。就目前的发现情况而言，除北流型和灵山型外，云南拥有其它６个类型的铜鼓。

    大约在战国秦汉时期，滇国境内的主体民族——滇族，是中国古代越系民族的一支。汉武帝时期，汉王朝致力于开发西南地区，并于元封二年公元前１０９年“以兵临滇”，降服了滇国，建立了益州郡，同时赐滇王“滇王王印”，并允许滇王“复长其民”。解放后，随着晋宁石寨山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掘证实，滇国时期曾创造了一种璀璨夺目的青铜文化，而铜鼓便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类器物。目前，滇国境内出土的铜鼓主要以石寨山型铜鼓为主。

    石寨山型铜鼓因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最多而得名，存在的时间大约是战国末至东汉初。目前学术界普遍的观点认为，石寨山型铜鼓是在万家坝型铜鼓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换言之两者是源与支的关系。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两者是不同民族创造的不同类型的铜鼓，基本上属于平行发展关系《滇国与滇文化》。就已发现的石寨山型铜鼓而言，纹饰与万家坝铜鼓相比有了较大的区别。鼓面上的装饰不再单一，除正中光芒数量不一的太阳纹外，四周的纹饰趋于多样化，三角纹、弦纹、锯齿纹、圆涡纹、翔鹭纹等等，进一步增强了鼓面的装饰效果。

    这时期的铜鼓，胴部和腰部开始出现一些纪实性的图案和纹饰。如椎牛纹。

    表现了两位羽冠装饰的男子，一人正在手舞足蹈，另一人则准备宰杀一头犍牛，很可能是古代民族的一个祭祀或者聚会活动。又如船纹。

    人数不一，形体各异，塑造也有精细之分，对此的解释不一，“常见的有超渡船说、竞渡船说、过海船说、渔船说、祭祀船说等不同看法”《滇国与滇文化》。总之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些细节内容。

    石寨山型铜鼓中的上乘佳作，铸造精，纹饰美，代表了石寨山型铜鼓的最高水平。该鼓通高４７厘米，面径６８厘米，足径８４．５厘米，１９１９年云南广南阿章寨出土，断代为西汉时期。鼓面饰十四角光芒的太阳纹，其外分五晕，饰多种几何图案：胴部饰船纹，共有四组，每船上表现人物４—５人，人物头戴羽冠；腰部则饰椎牛纹、鸟纹、舞人纹等，生动自然；胴部和腰部之间有四耳。该鼓造型端庄，光泽闪亮如新，边边角角皆铸造得规整、圆滑，铸工之精细，纹饰之美奂，令人赏心悦目。该鼓现珍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石寨山型铜鼓中最小的一件，通高１９厘米，面径２１．２厘米，足径２５．４厘米，１９５４年晋宁石寨山１０号墓出土，断代为西汉时期。鼓面正中饰太阳纹，为六角光芒。分为六晕，主晕素地，其它分别饰同心圆涡纹、三角形锯齿纹等。该鼓除了体形较小外，还有一个较为显著的特征，即鼓面边沿饰立体蹲蛙四只，呈顺时针方向对称排列，很显然是属于石寨山型铜鼓的晚期作品。关于蛙饰的寓意和来源，学术界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如求雨说、消灾说、图腾说、用功能说等等。不论怎样，总之立体蛙饰使铜鼓的装饰开始从平面走向立体，审美效果发生新的变化。该鼓现珍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谈及铜鼓鼓面上的立体雕饰，有必要提一提同属滇青铜文化范畴的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骑士铜鼓。

    该鼓通高４５．５厘米，面径４０厘米，断代为西汉时期。鼓面上除太阳纹、锯齿纹、弦纹等平面纹饰外，还焊接了圆雕的骑兵和牛的形象，骑兵三人，牛一头。骑兵服饰皆相同，头戴盔、耳佩环、腰佩剑、双手持缰，骑马在鼓面之上作顺时针方向运动状；马昂首，尾飞翘，显得动感十足。牛的形体尺寸比例显得特别小，呈逆时针方向运动状。不论当初此鼓制作者的意图如何，立体的人物形象在铜鼓鼓面上的出现，应该说是一种审美艺术的创新和进步。该鼓现珍藏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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