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使君者,名慈,字孝慈,陕西扶风人。使君则因其曾任隋朝使持节大将军而简称。他还任过工部、兵部尚书、洪州(今江西南昌)总管等职,俱有惠政。
该《铭》刻于隋仁寿三年(603),虽为隋代之物,却沉睡于地下1200多年,至清光绪十四年(1888)才出土于陕西省蒲城县。该铭石为正方形,边长0.83米。铭文四周均划有边框,框亦呈正方形,边长0.81米。框内,纵、横各划有直线,两线相交处,形成一空格,每格中即镌一字,正楷。铭文共37行,其中35行,每行37字,其余2行共26字,整篇铭文共计1321字。《铭》上无撰文者、书丹者姓名。是《铭》拓本共有四种,即:一、无跋本;二、有跋本;三、凿跋本;四、伪无跋本。其由来梗概如下:该《铭》石初出土时无跋,自出土后不满十年,初拓者每部值银数两,可见其珍贵。此初拓本,就是初拓“无跋本”。光绪十四年夏天,蒲城知县张荣升因苏姓阻夺此碑讼于官,遂将其移入署中,记其原委,命石匠镌刻小字二行于是《铭》第三十一行“文曰”之“曰”字下,有人将其捶拓,其拓本,就是“有跋本”。后为上宪不许,去其跋语,好此《铭》者拓之,其拓本,名为“凿跋本”。后因初拓无跋本珍贵、值钱,故有人仿刻之,这种仿刻拓本,就称为“伪无跋本”。
关于这四种拓本的鉴定,有跋本,则一目了然。难的是其它三种拓本。如何辨别?关键在于了解三者之间的区别。初拓无跋本,“曰”字下,无凿痕,墨色深浅与它处同,且有如芝麻大的三小点横列其下(图二)。凿跋本,不仅无三小点,且有明显凿痕。伪无跋本,因三十二行上已损之“圆”字,又扩大到三十一行“曰”字下,故其石面稍损。又其行之阴文横线,初拓本是若隐若现,而伪初拓本,是以蜡涂其痕再划线,所以,线粗而显。
笔者细观该《铭》“文曰”之“曰”字下,发现存有如芝麻大三小点,且无凿痕,墨色浓淡与本《铭》它处无异。另外,第三十二行上已损之“圆”字,未扩大至三十一行“曰”字下,其划线若隐若现,因此,可以定该《铭》为初拓佳本。
有关专家对隋代碑刻以及该文物评价颇高。清代著名学者、藏书家、金石家叶昌炽曰:“隋碑上承六代,下启三唐,由小篆八分趋于隶楷,至是而巧力兼至,神明变化,而不变于规矩。盖承险怪之后,渐入坦夷。而在整齐之中,仍饶浑古,古法未亡,精华已泄。唐欧、虞、褚、薛、徐、李、颜、柳诸家精诣,无不有之。此诚古今书学一大关键也。尤可异者,前人谓北书方严遒劲,南书疏放妍妙,囿于风气,未可强合。至隋则浑一区宇,天下同文,并无南北之限。乃审其字体,上而庙堂之制作,下而闾巷之镌题,其石具在,未有如世所传法帖者。”可见,隋碑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代另一位学者黎鸿年,对隋刻《苏使君墓志铭》倍加赞赏。他说该《铭》“笔法古峭、秀健、通神,直造魏、齐堂奥。”当代杨震方先生则认为“……此志书法极工整,一字不泐,见之如新刻,锋芒毕现……。字体又极似唐欧阳询,堪称楷书模范。”当代李域铮先生则将《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苏使君墓志铭》并列为隋代铭刻碑帖中的代表作。因而,是《铭》及其拓本的重要价值就不言自明了。
此拓本原为清光绪十四年(1888)进士、藏书家徐兆玮所藏。1959年1月4日,被常熟县文物管理委员获得并入藏。自1997年起至今,该珍贵文物,由常熟博物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