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纪年镜有三面，皆出现在王莽摄政和执政的时期，第一面“居摄元年连弧纹镜”，原出土于朝鲜汉乐浪郡遗址，后由日本守屋孝藏氏收藏；第二面“始建国二年新家镜”，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三面“始建国天凤二年四灵博局镜”，现藏上海博物馆。纪年镜在东汉中晚期至三国魏晋时，开始大量出现。唐代铜镜的文化艺术灿烂辉煌，而纪年镜却是凤毛麟角。陈佩芬《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图八十九是一面署１５６个文字的“月宫葵花镜”，其末尾有“开元十年五月五日铸成”的内容；在国内藏家处，笔者分别看到两面署永徽元年６５０的光素“月铭瑞兽镜”。宋代有阴刻建州地名和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９的纪年镜近十面。在辽、金、元三代中，金代纪年镜较多。明清两代的纪年镜更多。五代十国的纪年镜较少，江苏省新海连市曾出土一面墓志铭为十国吴大和五年９３３的千秋万岁镜；郭玉海《故宫藏镜》图１２４为十国前蜀天汉元年９１７之镜，图１２５为十国后蜀广政元年９３８之镜。然而，对于有过短暂文化繁荣的南唐，目前虽有墓葬出土年代，但还找不到器物和资料来证明南唐确实铸造过铜镜。本文介绍一面署“闰七月”铭的南唐镜见图，试考其纪年如下。

    此镜圆形，圆钮略残。直径１５．８厘米，重量１７４克，ｍ值０．８９克／平方厘米。宽边唇缘。全镜共有１２字手书体铭文：钮右４字“都省铜坊”，钮左４字“匠人李德”，钮上仅１字“官”，其左下侧３字“闰七月”。观镜形制、包浆、书体及ｍ值，断为五代十国镜毋庸置疑。都省铜坊镜用料极省既轻又薄，致使ｍ值小于１，《故宫藏镜》图１２６之ｍ值是０．７０，为同类镜之最。这种素地无纹并直接铸以作坊铭和工匠铭的形制，开创了宋代建州镜、湖州镜等私家作坊镜的先河。

    五代十国深受战乱之苦，铜资源十分紧张，每个当政者都实行了严厉的“铜禁”，《旧五代史·食货志》载：“晋天福二年诏‘禁一切铜器，其铜镜今后官铸造’…”。又载：“周广顺元年三月，敕：‘铜法，…如有犯者，有人纠告捉获，所犯人不计多少斤两，并处死’。…”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工匠署名即表示了工匠的责任制，亦强化了官府铸镜的权威性，很明显这些署名工匠一定是登记在册的“官差”。当时吴国乃至以后南唐的社会相对稳定，北方大批能工巧匠因避战乱被迫移居江南。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介绍了各地南唐墓出土的都省铜坊镜，加上民间收藏的器物，可知镜铭上的工匠姓名甚多，如王典、谢昭、房宗、李成、倪成、吴迪、李元、蒯琮、谢修、张彦、孙福、陆颢等二十余人，本文“匠人李德”还是第一次见。这类镜铭文除了“都省”外，还有“都城”，笔者认为，两者之间没有概念上的差异，只是用词不同而已，皆具“首都”、“京城”之意。统计同类镜铭文可知，不带月份的居多，带月份的甚少，署“闰七月”为仅见，这正是该镜的历史价值所在。镜铭上带月份，应该是配合“铜禁”政策的一种管理措施；也许是为了以后查找一个当时“事件”而作的月份记录。
   
    在都省铜坊镜中，曾见署有“州”字样的同类器物。州为唐代州名，乾元元年７５８改江宁郡署，上元二年７６１废，光启三年８８７复置，五代时吴国武义二年９２０改为金陵府，南唐代吴后元元年９３７又称江宁府，北宋开宝年间９６８－９７５再复为州。无论称州或金陵或江宁，说明一个事实：今天的南京市在一千年前，曾经有过一段虽铸造铜镜却未见记载的历史，期盼着有一天能发掘出这个作坊遗址。

    历法中“闰”字的起源很早，《史记·历书》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此镜铭文出现“闰”字在铜镜上是首次，从“闰七月”可查考纪年。五代十国从９０７至９６０年一共是５３年。为调查数据更加充分，笔者扩大搜索范围，从古代历书中查找了９０１至９７７年的资料。在这７６年中，统计出２８个闰月，仅有４个闰七月，分别为９３９年、９４７年、９５８年和９７７年。

    ９７７年首先排除。该年是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南唐后主李煜已在北宋当“俘虏”被软禁，江宁即州虽为南唐都城，而北宋立国后的都城却在开封，这个年份显然不对，可先行删去。北宋于９６０年建国，开宝年间９６８－９７５改江宁为州，虽有地名却无“闰七月”，故这个年代区间亦在排除之列。余三个年份皆在南唐时期，可见，本文之镜属南唐无疑。问题在于具体是哪一个年份﹖

    ９５８年亦应排除。这要从另一个铸钱铸镜地建州说起。建州县志告诉我们，建州产铜，远在商代就能铸铜器，西周时曾铸大甬钟，战国署名兵器“湛庐剑”即出自城东一百五十里的松溪湛庐山。《旧五代史·食货志》载：后周广顺元年，“江南因唐旧制，饶州置永平监，岁铸钱；池州永宁监、建州永丰监，并岁铸钱；杭州置保兴监铸钱。”永丰监先由闽王延政所立，时铸“天德通宝”、“天德重宝”等钱。后晋天福十一年９４６南唐灭闽后归南唐管辖。彭信威《中国货币史》载：“十国中以南唐钱种类最多，而且领土也广，物产丰富，文化水平高”。时铸“开元通宝”、“唐国通宝”等钱，南唐开元形制精美，铭文有篆、隶二体，系我国最早出现的“对钱”。建州永丰监在南唐时大量铸钱亦一定铸镜已是不争的事实。《资治通鉴》曰：南唐“承吴昌盛之基，以慈俭治民，故江南民生日益丰阜”。说明十国吴在后期的经济状况还算不差。南唐代吴属“和平演变”，直接沿用了吴国的“昌盛之基”和都城金陵旧名州改称江宁，但是，这个都城并不产铜，异地运输矿料又费时费力。南唐管辖建州后，为了铸钱铸镜用建州来取代江宁州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为此，作为闰七月的９５８年也可以删去，剩余二个年份仅相差８年，如何取舍，仍需进一步探讨。

    ９３９年最后排除。《旧五代史》载：唐末为夺扬州、广陵等地，“六七年间兵戈竞起，八州之内鞠为荒榛，环幅数百里，人烟断绝。”唐代名扬中外的扬州镜从此消失。十国吴建朝三十余年，即使因“铜禁”而不准民间铸镜，亦还要满足王侯公卿、达官贵人的需求。都省铜坊镜是在吴国首都金陵州铸造的第一批镜种，同时还有署单个“官”字和署“千秋万岁”四字的类似铜镜，应在相同或稍早的年代。比较９３９和９４７两个闰七月的南唐年份，前者刚代吴９３７，传承吴国文化比较自然；后者已灭闽９４６，用建州代替州作铸镜地更有可能。表面上看９３９年的闰七月似与“州”有缘。

    “武王克商”断年参考了当时“天再旦”的古天文现象，借鉴这个思路，再从两个闰七月的天文、五行来分析。《旧五代史·五行志》载：晋天福四年９３９“七月西京大水，伊、洛、氵廛、涧皆溢，坏天津桥。八月河决博平，甘陵大水。”洪水泛滥虽为不祥之兆，然灾害地在北方，与江南的关系不大，可以说９３９年的闰七月与南唐没什么牵连。《旧五代史·卷一百》载：天福十二年９４７闰七月“丁丑，有彗出于张，旬日而灭。”“张”为古天文二十八宿中属南方的一个位置，“旬”即十天。中国有着哈雷彗星最早和最完整的记录，《春秋》记有：“鲁文公十有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迄今为止已发现并署名的重要彗星有一百余颗，重现周期皆不同。不同的彗星在不同的年代，一次出现的天数亦不相同，少则一天多则数月。９４７年闰七月丁丑出现的这颗彗星虽不是哈雷彗星，然其一次出现的时间却连续了十天，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肯定不小。古人将彗星称为“妖星”俗称“扫帚星”，历来被看成是不祥之兆。一个有可能的猜想：从天福十二年闰七月丁丑日开始，后汉史官经过连续十天的夜观天象后，在史书上留下了“有彗出于张，旬日而灭”的文笔，这个难得出现的不祥天象亦一定震动了南唐朝野。众所周知，铜镜可以“辟不祥”，官铸的都省铜坊镜更是“重任在肩”。把镜铭上出现“闰七月”与当时的“旬日”彗星联系起来，或许是一个巧合；但更可能的是，以铜镜为载体，历史性地留下了这个特殊天象的时间记录。因此，将本文谜底揭为９４７年，应符合常理。
 
    都省铜坊镜及其同类镜曾在十国吴铸造和南唐墓出土，现在知道，南唐亦一直有铸造。换句话说，南唐代吴后，在江宁即州或金陵的“都省铜坊”仍在继续使用，至于何时结束，有待再考。
  
    上述，可归纳三点：其一，这是第一面记录闰月的铜镜；其二，都省铜坊镜问世于五代时十国的吴及南唐，其产地在今日之南京旧称 州、金陵、江宁；其三，本文这一面加署“闰七月”的都省铜坊镜，可认为是铸造于后汉天福十二年即南唐元宗李  保大五年（９４７闰七月，亦属一面可考纪年的南唐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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