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折是向皇帝报告机要政务使用的一种机密文书。这一制度是我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清王朝创立的。

　　康熙初年，清政府鉴于明代阁臣宦官弄权批红等教训，对中央文书处理方式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了奏折制度。经过以后各代的发展完善，进一步加强了皇帝的独裁统治和宫廷决策效率。

　　在清代有密折上奏权的范围是很宽泛的。除了在京的大臣及将军、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外，还有地方的布政使、按察使、知府、副将等。奏折的特点是，不用露章、折可密封由景运门九卿房奏事处太监直接送到御前。由皇帝亲自拆阅、用朱笔批示于折上即为朱批谕旨。不但减少了中途的一些环节，也排除了内阁的票拟与批红。这一制度的实行，使君主专制主义集权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奏折的种类很多，内容也很广泛。有地方官员用奏折向皇帝请安问候的“安折”、皇帝恩赏了珍宝御书等，大臣向皇上谢恩的“恩折”、有喜庆之事或年节表示庆贺的“贺折”、朝廷重臣临终时留下遗言、由人代呈的“遗折”等。而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是涉及军情、民生、钱粮、收成等等事务的“奏事折”。 　　就本人收藏来看，清代使用的奏折为明黄色纸本、折装。折面及底页均为明黄色绫子面。“恩折”和“贺折”在明黄色纸的背面衬有同样尺寸的大红纸，以示喜庆。上奏皇帝时，装在一只22．5厘米×10．5厘米的明黄色绫子封里，将口封好。背面用蝇头小楷写有谨、奏两字外，在封口的中缝下部写着上奏者的官衔、职务、姓名。例如我有一册“安折”，写有“头品顶戴河东河道总督奴才觉罗成孚跪封”的字样。奏折的绫面上部写一奏字、翻开第一页写着“请皇上圣躬万安”，旁边有光绪帝的朱批“朕安”二字。

　　在我家的藏品中，奏折的数量很可观，可是，由于我的过错和无知，使这些奏折几乎全部扔掉，也使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厚道慈善的父亲跟我发脾气。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中的事。一次父亲回老家探亲，我在家里拾掇屋子。在整理一个“柳条儿”编的箱子里的书报什物的时候，有大约40来册带封的奏折，那时我不大懂，一册册的打开看。我认为奏折里没有字的便是没有用的。于是，就都挑拣了出来。大概有30多册，就和“文革”时“红卫兵”散发的“最后通牒”、“通令”之类的传单及几十种“造反组织”出的各种小报一起，拿到了废品收购站，全都当废纸卖了，一共给了2块多钱。　　原来父亲收藏的大都是没有用过的“素奏折”。而剩下的那几个有字的也不是“奏事折”，而是“安折”和“恩折”。其中的一册是：那彦图、那苏图、博迪苏、熙凌河、棍布札布、阿穆尔灵圭、达贲7位蒙古族大臣为了光绪皇帝恩施他们“平安如意”、“明黄蟒缎”、“长春衣料”等物联合向皇上谢恩的“恩折”。2000年秋，我拿到海王屯阝拍卖公司参加了秋季的图书资料大拍。底价为3000—4000元，以4800元拍出。在这次大拍上还看到了一件满文奏折，有7个朱批字，底价是6000—8000元，成交价是9200元。

　　这几年在京城的几个拍卖会上，常有奏折参拍，可是大都不带黄绫子封。这种奏折既不完整也影响其价值。一般的“安折”带封且品相好的，价格也就2000元左右。像我扔掉的那些带封的“素奏折”，每册少说也在千元以上。但那些年代早、朱批字数多的“奏事折”往往能拍出高价。如果要是朝廷重臣上奏的跟某些重要历史事件有关的“奏事折”，那更是非常珍贵的。

　　这里有一点应该说明的是，当年外地的一些官员与在京的大臣们不同，他们使用的奏折大都不是明黄色的纸，亦没有明黄绫封。我想这可能也是现在拍卖会上发现有赝品奏折的一个原因。因为一般的清代旧纸好找，清墨亦不难觅。且奏折上的字体也没有上奏者的特色，都是千篇一律的小楷。即使内容不是作伪者的“创作”，可能也有“范本”可摹，就是有朱批，也是寥寥数语，有的只几个字，大都是皇上随心所欲的行书，难辨真假。这就使作假高手有了可乘之机。

　　总之，奏折是皇帝亲自批阅过的文书，直接反映出了清代各位帝王的政务活动情况及其思想作风等。对于研究清史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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