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乐汉灭亡到隋统一的数百年间，中国社会多为风雨飘摇、战乱频繁，人生的苦旅迫使人们必须寻找精神的避难所，于是西方乐传的佛教便在中国的广大地域内获得滋生、蔓延的温床，宗教内容表现形式——佛教艺术也应运而生。

    据文献记载，东汉明帝时期就产生了佛教绘画，进入魏晋时期，佛教艺术的创作成为信史，佛教的造像艺术也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石雕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雕塑在传统的基础之上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民族之间的斗争与融合，加上异国文化的影响，使得当时的石雕艺术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面貌。首先是帝陵石刻群雕，比两汉更为常见，风格样式也性了明显的变化，其中的代表作有梁文帝肖顺之建陵和梁安成康王肖秀墓前石雕。

    六朝的墓表则直接继承汉晋以来的形制，它是在双螭盘曲的底座上树起多棱的柱体，柱体上端有铭刻的方版，最上为柱顶，在雕有覆莲的圆盖上置一小辟邪。其中六朝肖景墓表的形制最为俊健华美，雕饰虽多而无繁褥之感，从其精丽的莲盖顶饰，我们也看到了佛教艺术对中国传统石刻的深远影响。遗憾的是，北朝的帝陵石雕保存不佳，仅在洛阳邙山发现有石雕文吏残象，通高约有3米以上。不过我们从现存的北魏永固陵墓室中的浮雕群像，仍可窥视出北魏石雕艺术的杰成就。

    由此可见，至南北时期，佛教艺术已渗透到石雕的各个领域，并给它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佛教艺术中的石窟寺造像和一般置于各种场合的供养像，都是供宗教崇拜者寄托幽思的凭借，它的异常发达，与佛教的兴盛密不可分，它既为宗教精神的产物，同时也深刻时代社会的烙印，既有崇拜者对佛教真谛的诠释，也有艺术家个人内心的独白。

    北北朝佛教石窟与造像艺术发达，这与佛教东传的线路，与其民族的高度融合、惨绝人寰的争斗割据密切相关。相对封闭稳定，因而佛教艺术也不及北朝发达，仅存硕果的南京栖霞山石刻，因被后人毁损，今已难窥原貌。成都万佛寺旧址出土的红砂岩南朝造像，表现手法纤巧华丽，刀法细腻，可谓自成一格。

    另外，华南的小型石雕，在数百年间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滑石雕刻品。这些雕刻多为墓葬中的随葬明器，如南京南朝墓中出土的滑石雕像，显得全身肌肉强健，丰乳突腹，表现动态的人物十分沉稳有力，恣态传神而愉如其分，颇具有汉俑生动的遗风。
 
    滑石猪也是常见的随葬品，成对放置，起初它们大都生动写实，后演变为抽象化和形式化的风格。强调生动传神，其惯用的手法就是变形夸张和抽象，最终便导致写实的形式演变成写意象征的形式。这咱中国古典造型艺术的一般规律，在南北朝的滑石雕刻中，也再弃得到鲜明的体现。

    北朝贵族府第的繁华和贵族奢糜的生活，一方面我们从精湛的石室建筑及其石刻艺术可见一斑，另一方面石雕艺术三身的形象内容就是再现当时人们生活的优美画卷。
  
    从北魏和东扫描石室石刻和造像碑石刻，我们可看到庑殿式的屋宇，直排的窗棂，婀娜多姿的仕女，舒袖宽怀羰坐的贵族，其线条的劲健流畅，繁简相间的勾形，都生动地现现了当时国画的基本技法和一般的表现风格，其笔调清雅而不俗，亲适而抒情。

    魏晋以来，士大夫崇尚自然景致，旷达风流而不羁，这便促成了贵族府第后设园林景致的发展。从石刻的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聚石引泉，植林造景的意趣。

    石刻艺术不仅是宗教精神的象征，也是各种社会生活的再现，因而事实上魏晋南北朝的石雕内容异常广泛。这也是由西北民族传入的域外文化因素，它们逐渐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原人民的起居生活及其对室内空间陈设的处理。

    由上可见，这一时期的石雕艺术主流形成，皆由佛教艺术影响所致，这在石刻建筑艺术上反映得尤为充分。

    建筑艺术是一种综合性极强的艺术，其中石雕的工艺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南北朝时期的石刻艺术可谓登峰造极，无与伦比，这在开凿大型石窟及其造像，以及精雕细琢的形象处理和装饰构图上，都有充分的表现。

    一方面我们在太原天龙山等地的石窟外廊上，看到了石工以极其精湛的技艺塑造了仿木结构的石窟建筑形式，这种大型石刻建筑的大量出现，无疑为后世石刻建筑的广泛推行奠定了技术上的基础。目前我国中古以前的建筑多已不存，石窟寺留下当时标准的建筑样式，这更加难能可贵。

    中国古典建筑的样式和装饰构件丰富多彩，这在石雕艺术中也有不同形式的反映。例如，南北朝建筑构件的形象，与汉相比就是一种更为柔和精丽的风格，柱础出现覆盆和莲瓣两种形式，柱式也风格各异，目的都是为了要增强观者视觉上的美感。同时，通过石雕形式的观察，我们也可体会到当时佛教造像与绘画在表现风格上的一致性。

    装饰经纹样中的飞天主题是最令人神往的天使形象，风姿各异，飘逸活现，最能反映出佛教精神的灵性。由鸟纹和繁花茂草装饰的龛楣，形同瑰丽的华冠。佛像背光的火焰纹，与端坐而威力无边的佛像形成观照，与其说火焰背光象征和代表光明，还不如说它在显示丰佛祖无所不能的法力。

    二方连续的卷草纹，由汉代沿用到南北朝时期，但其构图已融入波斯风格，如以二组卷草相对列组合而成者就属其例。另外，随同佛教艺术的东传，在北朝的石窟装饰艺术中，我们还可找到不少古印度、波斯和希腊装饰艺术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丁代石雕艺术一个鉴定会前生气蓬勃的发展阶段，首先是痛苦不堪的人民，把其无法摆脱的忧思寄托于宗教的解脱，再加上统治阶级的提倡，使用权得佛教艺术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中国文化艺术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即便是艺术服务于宗教，其刻有社会生活的烙印也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佛教艺术的传入和盛行，为古典艺术的发展拓宽了无尽的表现空间，只有这样，中国古代艺术才能真正摆脱象征主义艺术的羁绊，走向现实主义。自汉及其前代，中国古代雕刻往往缺乏独立性、抒情性和叙事性，可以说，直到佛教雕刻艺术的兴盛发达，它才得到根本性的改观。；因此，研究和欣赏鉴藏这一时期的石刻艺术，我们就不能不对佛教石刻有所了解。佛教石刻艺术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也是复杂多变的，关乎其风格样式的演变、断代和美学等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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