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评论，在形成批评家的主体意识和独特风格、开拓思维空间和理论纵深度，以及组建一批风华正茂的批评家队伍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文艺评论中也出现了不平衡态势，甚至出现了某些令人担忧的有碍于正确指导创作的“理论偏斜”。

　　评论当然应该有批评家的理论个性，反映批评家美学选择和艺术评析的“这一个”特点。然而评论对象的主体应是作家作品，而不是批评家自我。可是，有些批评家却反此道而行之，热衷于宣传自己的“批评新观”，急于形成别开生面的“批评框架”。于是，在评论某个作家作品时，或者完全离开特定作品的情节内容，大段陈述自己的“批评观”；或者不过牵联作品一点点人物和情节，便天马行空，驰骋思辨的野马，与评论对象风马牛不相及。没有对作家艺术构思的精深研究，没有对作品人物典型和社会蕴含的深切感悟和辩证思考，没有对作品艺术构成的总体特色和内在艺术功力的独到把握和细致分析，怎么能对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做出科学的论断呢？此类“评论”，作家本人看了不免瞠目结舌，难以求得认同和启示；读者看了如堕五里雾中，一片迷离，岂不糊涂？有人将此类批评现象的出现，誉之为对“传统批评模式的突破”，但它突破的不是传统的保守性而是传统的合理性，这种违背批评规律的“反传统”究竟有何益？

　　作为批评家，当然不能重蹈“题材决定论”的旧路，但是却不能不热情地鼓励作家表现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然而，有些同志却对“当代主旋律”、“时代镜子”、“生活教科书”、“新时期新人物”等社会命题产生了厌倦之感，甚至将这些包蕴着现实主义精髓和评论家社会责任感的文学创作观点，贬斥为“庸俗社会学”和“低层次的反映论”。有些同志在“寻找自我”、“评论自我”、“实现批评主体自我价值”等观点的影响下，为了寻求批评的“创新意识”，或是赞美对蛮荒时代人类爱情描绘的魅力，或是发掘对偏乡僻壤古老传统文化积淀的偏狭展示，或是推崇对性心理和性生理的详尽刻画，或是肯定对隐晦曲折、空虚朦胧心灵轨迹的荒诞处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批评的视野可谓开阔。但是，原始的图腾崇拜和迷惘的宗教意念，宗法制的小农田园浪漫幻想和“桃花源”式的消极隐遁人生哲学，以及对中国“国民劣根性”和“生物人”性冲动的自然主义表现，它只能形成一种不健康的创作意向，即对现实生活的疏淡和隔膜，对新时期改革大潮的远离。

　　新时期文艺评论冲出了“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之后，曾经做出了很大的创造和开拓。但是，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和引入，因为没有经过认真的分析、比较、鉴别、选择和批判，以致一些人产生了对这些文化思想的盲目崇拜。一些评论按着某种理论框架去“套”作品，言必称现代派、后现代派，把活生生的作品搞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使文学批评失去了鉴别评价的严肃品格、审美特质和诗意光彩。当然，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并不排斥其他文艺批评方法。但在多层次的批评方法中，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方法即唯物辩证的、审美历史的批评方法是根本的方法，最高层次的方法，对其他方法起统帅作用的方法。当今文学评论界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贯彻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倡导反映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社会生活，发扬严肃负责、健康泼辣的文风，那么，文艺批评“理论偏斜”也就可以得到校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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