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任何承载自身文化的语言在最基本的层面上，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语境，而语境作为一种独立自足的结构，具有最基本的阐释功能。“汉语语境与西方美学”讲述的是汉语语境如何转述、阐释西方美学，以及两种独立的语境相遇时所形成的阐释学意义的对话关系。本文认为“跨文化”“影响”，是一种阐释学的基本语境，在此阐释学是进行该领域研究的最有效方法。
    关键词：汉语语境；西方美学；影响研究；转述；阐释学对话
    当“汉语语境与西方美学”这个标题呈现于读者面前时，就能从标题本身看的出它主题：它呈现了两种完全差异的文化具体到美学领域的相遇。“汉语”在这里当然最基本地是指一种语言，但也指由这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西方”也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它也指一种与汉语所承载的文化相异的另一种文化。任何承载着自身文化的语言在最基本的层面上，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语境，而语境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的结构，具有最基本的阐释功能，为任何一个哪怕是最简单的进入该语境的因素提供解释，并形成意义。任何异文化进入这个语境同样必须经过这个语境的解释，方能产生作用。但西方美学进入中国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因素，西方美学本身就携带着其自身产生于其中的文化语境的全部信息，而它的语境也同样是一个自足独立的结构，具有它的基本的阐释功能。就此而言，“汉语西方美学”讲述的就是汉语语境中的西方美学，即汉语语境如何呈现西方美学，西方美学在汉语语境中的遭遇，以及两种自足独立的语境相遇时所形成的深具阐释学意义的对话关系。

    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受到了异文化的影响，如受印度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以及西北地区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等，在明清之际又有西方文化的逐渐引入。但总体来说，中国文化发展是在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过程中进行的，这个文化的系统和结构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所以，当西方文化在其殖民拓展的“坚船利炮”的携带下迫近汉语文化的界域时，这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文化所遭受到的震撼之猛烈就在所难免了。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民族存亡的危机意识重压在整个民族的头上，同时还有对民族文化的危机意识；而这个文化意识的危机就带有“影响的焦虑”的性质，虽然它比“影响的焦虑”远为深重和深刻。
    远为深刻的一个方面在于，西方对世界的殖民拓展意味着一个漫长时代的结束，即一种文化在相对固定和封闭的地域的相对独立和封闭发展的时代的结束，同时宣告了一个文化冲突和交流并存时代的到来。因此，在承担坚定地维护民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铁和血”的使命的同时，也必须选择应对文化冲突和交流的战略。当时中国对这种危机意识中的“影响的焦虑”的第一个回应是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选择策略。这个文化选择的策略之所以立刻遭到了有识之士的反对，是因为这个策略本身的重点是站在封闭文化的立场上的。
    第二被选择的文化战略就是由王国维所表达的“学无中西论”。他说，思想上的事，不能“中国自中国，西洋自西洋”，因为中西之思想都是解释“宇宙人生问题”的，虽然各国的解释有不同，但“以其不同之故，而遂生彼此之见，此大不然者也，学术之争，只有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手段，而非以为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之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几有发达之日欤？”（注：《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9页、第5页。）他说，如果中国思想界能“通西洋之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则其所得当不止于此。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注：《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9页、第5页。）虽然他主张学术独立和以对真理的追问为核心，但目标仍是振兴中国学术和精神。王国维正是在这个“学无中西”的精神指导下，成为引进西方美学的第一人，也成为建立中国美学学科的第一人。
    此后鲁迅先生又提出“拿来主义”的应对策略。无论是“学无中西论”，还是“拿来主义”，都表明了中国的卓绝有识之士在文化冲突和交流的时代，立足创造、吐纳一切的浩然之气和博大胸怀。1949年以后，这个应对策略则演变成了“学习和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主张。虽然这个战略受到了“极左”的影响，但得到了坚持。到了20世纪的最后20年，这个学习和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战略使得中国获得了更多平等交流的机会，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发展。
    而中国近一个世纪的美学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整体开放的文化姿态下，吸收西方美学，并创造性的发展了自己。作为一独立学科的美学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是在西方美学的极大影响下进行的。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有非常丰富的、发达的艺术和审美意识以及理论的总结，但未确立过作为一门有自己的确定的研究领域、适合本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和学科规范以及范畴体系的独立的学科。美学作为学科的概念是王国维在本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而在此后近一百年的发展历史上，它所走的每一步都打下了西方美学影响的深深印记。可以说，如果没有西方美学的巨大影响，近百年来中国美学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也不会获得如此快速的发展，也不会获得如此令人触目的成就，而它今天已经成为中国人文学科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领域之一。
    当然在这个百年历史中，俄苏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可以说，近百年的中国美学史是西方美学、俄苏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和中国本土审美文化资源四种主要力量的碰撞、对接、产生合力和对话的历史。但是西方美学的影响却是最大的，也是最持久最广泛的。西方美学对中国美学的影响不仅仅是给予了一个学科的名字，而在学科所涉及的各个方面都有它的影响存在，在如下的三个方面的影响尤显重要和深刻：基本理论、美学方法论和学理规范以及最基本的范畴体系，而这三个方面都是一门学科构成中的奠基性方面，是它的躯体和筋骨；更何况西方美学不仅以其丰富的传统在继续发挥着影响，而且它的最新的发展也成为今天中国美学关注的重点，而俄苏美学的影响却在近二十年处于消息减退的状态。
    正是由于中国近百年来的美学发展，是在西方美学的巨大的影响下进行的，这种巨大的影响便构成了这个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结构特征，形成了这个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一条特殊的规律。我们认为，如果要总结中国这近一百年的美学史，而对这百年来西方美学的巨大影响忽略不计，就不可能全面总结这段重要的历史。因此，要科学地把握中国现当代美学发展的特征、发展规律和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就必须正确地把握西方美学对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影响。而在西方对中国美学百年来的巨大影响中，使本学科领域深切感受到的是时而隐蔽、时而显明的巨大阴影，这就是“影响的焦虑”。
确实，由于这种影响的巨大和深切，即使是以最开放的姿态来对待来自异文化的冲突和挑战，汉语美学界和学者们同样深切地感受到了“影响的焦虑”。正如王尔德所说：“影响乃是不折不扣的个性转让，是抛弃自我之最珍贵物的一种形式。影响的作用会产生失落，甚至导致事实的失落。每一位门徒都会从大师身上拿走一点东西。”（注：转引自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页。 ）王尔德以简洁而含有苦涩的语句道出了“影响的焦虑”的本质内涵：在大师的影响下的自我丧失，而这个丧失中既有自我个性的丧失，也有创造性的丧失，以及由此来的失落感。而“影响的焦虑”之所以发生，在于影响者比被影响的接受者获得了对问题追问的优先权并对追问的问题已经先有言说。这个优先权如果不仅是时间上的占先、而且是在权力上占先的时候，“影响的焦虑”会变得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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