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由于这种影响的巨大压力，中国现当代美学学科中，都曾经存在过中国传统有无美学的疑问；在西方美学的巨大影响下，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范畴是以西方的美学的理论、方法和基本范畴为主干的，而中国本土美学的传统丰富资源却似乎变得失去了理论诠释的力量，正像有学者所说的得了严重的“失语症”。比如，在美学的范畴系统中，诸如悲剧、喜剧、崇高、主体、客体等主要范畴严格说来都是从西方美学引进的，在美学的范畴中只有王国维创造的意境、情与理等极少数范畴是本土的；同样，在审美心理学的理论中，几乎全是由西方的审美心理学理论构成的，诸如移情、心理距离说、格式塔心理学等，而本土美学在这个领域几无贡献。正是这样的现状，是美学领域的“影响的焦虑”变得异常的苦涩和尖锐。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只要影响存在，总是有一个“焦虑”的层面存在，如果没有这个“焦虑”的层面，发生影响的意义就不会是很大的。因为，“影响”本身是一种影响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联域，在这个关联域中，只有影响者是一个“优先权”的“他者”，“影响”方能发生，但也只有被影响者有足够的回应力，这种影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影响”，否则“影响”会变成对于接受者的自我的剥夺。也就是说：“焦虑”虽然是对于丧失自我和创造的焦虑，但也正是这个焦虑，对于强健的接受者来说会转化为发展和创造的机缘。因此，中国这近一个世纪的美学又可以看作是中国美学在接受西方美学影响的情况下，探索自我发展和在挑战的面前积极应战的努力。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反复咀嚼“焦虑”的苦涩，而是建立健全的“影响观”，对这个影响的过程和内在的规律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因而，把握西方美学对汉语美学的影响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直接切入对于影响的分析：分析和总结西方美学对中国现当代美学产生影响的内在肌理和规律；准确把握中国现当代美学在接受这种影响的过程中的结构性倾向和知识背景；它的显意识和无意识的方面；清理出中国美学在这种影响下自身发展的有效资源和生长根基，以便为中国美学的未来发展、为日益深入的文化冲突和交流提供可资借鉴的分析结果。
    就此而论，“汉语语境与西方美学”这个题目，既涉及西方美学是怎样以及如何被汉语语境加以“转述”的，也涉及西方美学怎样地影响了中国美学。而无论是“转述”的层面，还是“影响”的层面，都本然的是一个阐释学的现象和领域。

    二、在我们最初沉思这个问题时，首先进入我们眼帘的是汉语美学界是如何和怎样“转述”和描述西方美学的。但当我们具体地进入这个“转述”的层面时，阐释和理解层面跃然而出，以其显明而确然的存在昭示我们，使我们对它的存在不能忽视。甚至于当我们涉及汉语美学界为何注意到了这样的美学家的思想而对另外的美学家的思想却视而不见时，我们也发现即使在这样简单的事件上，也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阐释学的层面，用存在主义者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上手状态”。在这种“上手状态”中，重要的不仅是一个对象进入了视野，更重要的是使对象进入视野的同时也使视野本身得以显露。王国维最初何以对叔本华比对康德更为垂青？在这里面就存在着王国维使得叔本华进入他的视野，却本真地显露了他自己的视野。而这个视野就是陈寅恪为王国维写的挽词中所说的“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而当他把康德美学思想归结为“解脱”或“超脱”时，我们则发现了他是以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中“解脱”意向来会解康德的“无功利的趣味性”和“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中国传统是用“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来描述这一阐释学现象的。但海德格尔对此的把握却更为深刻，他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准确的经典注释可以拿来当解释的一种特殊的具体化。它固然喜欢援引‘有典可稽’的东西，然而最先有典可稽的东西，原不过是解释者的不言自明、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须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它是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84页。）因此，即使在看似最简单和最基本的对西方美学的“转述”的层面，也不是简单的、机械的、纯客观的对“他者”的复述或“零度叙述”，而是复杂的、深具阐释学意蕴的现象。在这个阐释学现象中，“转述者”并不是把自己先行具有、先行把握的“前见”消弭尽净，以一张白纸似的自我去纯客观地叙述他所感兴趣的“他者”，而是本然地携带着他的先行具有、先行把握的“前见”使“他者”到手；在这里，并不是“转述者”把自己清理成空荡荡的场地，然后使西方美学这个“他者”到场，以便“占有”他，而是“转述者”与“他者”的同时到场，并在那里相遇。
    与“述”的层面相对应的“影响”的层面，也同样是一个阐释学的“域”。在这里，也并不是像通常所想的那样，是具有“优先权”的“他者”居于主导的、主动的地位，仿佛这个“他者”是一个征服者，就像恺撒那样宣布“我来了，我征服，我胜利”。情况恰恰相反。任何“影响”都是在影响者和接受者之间进行的，“影响”的有效发生，是影响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复杂的互动过程。一方面，“影响”必须建立在影响者的可取之处、有施加影响的优势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必须建立在接受者需要的、能够接受的基础上；一方面是影响者以其优势对接受者施加启迪、规范、浸染甚至左右其动向的“力”，另一方面，接受者又依据其“前见”、自身固有的文化和知识背景对影响者施加选择、解释和创造性转化的“力”。显然，在这一阐释学的“域”中，并不是表面上看来的那样，是影响者采取主动，被影响者全然处于被动，而是各有其主动和被动的两个层面。在这里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对于美学学科所关注的问题的追问，是对于美学问题的追问把影响者和接受者勾连在一起。因此，西方美学对中国美学的影响作为一种“文化影响”不同于国际间的战争，它既是接受者对影响者的选择、解释、误读和创造性转化的复杂过程，也是影响者改变接受者的本土视界、以其“优先性”模塑接受者对美学问题的追问方式的过程。
    正是在实际的分析中逐渐形成的这个基本的认识，使我们把西方美学对汉语美学的近一个世纪的影响看成是一场阐释学意义上的对话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场连续不断的对话的历史事件。它既是西方美学与中国美学的对话，也是中国美学家与西方美学家之间的对话，而无论具体对西方美学进行阐释、转述以及最后形成自己美学思想的中国美学家们是否自觉地意识到他是在进行这样的对话。就其作为对话而言，汉语美学家和西方美学的文本之间的这种对话包含着平等和积极的相互作用。而使对话之所以进行的则是双方对于美学问题的共同追问，正是对于问题的共同追问把本来异在的双方聚合在一起，使他们彼此聆听对方的言说。
    而在这个对话的关系中，对对话构成破坏的是这样两种态度：一个就是拒绝进行对话的态度，这种态度在中国五十年代和“文革”期间对西方美学持一种全然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中可以看出。这种态度是对于对话的拒绝，当然也就是对于聆听的拒绝。而正是这种拒绝对汉语美学的发展带来了恶果。另一个破坏对话的态度就是力图在解释和转述西方美学的过程中，从所谓纯然“客观”的方法原则出发，把解释者的自我从本来是对话的关系中清除出去。在这种所谓的纯客观的“述”之中，被清除的不仅是解释者的自我，还有解释应有的创造性的方面。在这样的转述中，西方美学作为“他者”的他性以全然陌生的面孔出现，在这里解释关注的是“他者”的他性，而不是对问题的追问。结果，造成的状况就是西方仿佛言说的过多，而解释的创造性一面消弭不见了。汉语美学近百年来受西方美学的影响，有时之所以给人一种西方美学完全侵占了中国美学的地盘的印象，就是这种对解释者主体性的过分清除造成的。
    正因为如此，在汉语美学界接受西方美学影响的近一百年中，只有那些坚持以开放的态度与西方美学进行平等对话、并把对美学问题的追问作为自己与西方美学进行对话的扭结点的汉语美学界的学者的著作，给汉语美学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成果，也正是这样的著作经住了无情时间的考验，成为历史性的事件，并成为后来者发展的视野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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