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敛的口部，方方的唇，宽宽的沿，鼓出的腹部，大立耳，蹄足，气魄真是够雄浑厚重的了。再看它周身的纹饰，也透露出一种厚朴美，和它的造型浑为一体。从玉器纹饰演变过来的兽面纹，到这时已经完全变形，仅存双目和一些弯曲的条纹，浮现在颈部，那方方眼眶中的瞳仁，似乎在水灵灵地转动，这是不是异化了的生命？宽大的波曲纹，在它的腹部形成了带状与环状相结合的浮雕，有起有伏，连续反复，有着一种活泼舒畅的律动感。还有那排列二十八行二百九十字的铭文，是少见的金文书法杰作。整体布局严谨，字迹端正质朴，行款纵横疏密有致，和鼎身纹饰风格脉脉相通。文物界的一代宗师徐森玉先生和它初次相见时也惊叹：“（大盂鼎与大克鼎）乃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美术考古学的珍贵资料，它们在学术上的价值，堪与毛公鼎、散氏盘和虢季子白盘媲美，若以小盂鼎、小克鼎与之相比，真有大巫小巫之别了。”
　　数千年时光的流逝，给它披上了遍身斑驳的铜绿，但历史的烟尘封不住它散射的时代光环。铸刻的铭文告知我们：大克鼎的最初主人是克，西周孝王（距今两千八百多年）时的膳夫，专管周天子的饮食，属于“天官”。克的祖父师华父是周室重臣，辅弼王室，德厚功高。周天子感念师华父的功绩，就任命克为出传王命、入达下情的宫廷大臣。官职爵禄世袭，单传嫡长子、孙。克知道自己的一切都得之祖父的余荫，于是作了这个大鼎，用来祭祀祖父师华父。这铭文是周天子把土地赏给臣民的记录，对于西周的土地制度、社会制度的研究，都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我们应该感谢那位叫克的人，作为这件鼎的最初主人，为后人留下了这件集科学、历史、艺术于一身的古器，使我们知道了两千多年前的许多事情。我们更应该感谢珍藏这尊鼎的最后一位主人潘达于先生，她视大克鼎如生命，历尽劫波，终于把它保护起来，最后又把它送进文物殿堂：博物馆，完成了作为收藏家的最神圣的使命。
　　上海博物馆有着不忘旧德的传统风范，他们总是把大克鼎和潘达于的名字连在一起。潘达于，一九○三年三月出生在苏州，原姓丁，一九二三年十八岁时出嫁到潘家。因丈夫潘承镜早逝，为了掌管门户，守护家财的责任，改姓潘，名达于。
　　苏州潘家是大户，但分两族，一是大儒巷的“富潘”，族大，兄弟子侄众多，从事金融工作者多。一是钮家巷的“贵潘”，世代书香，曾出过状元、进士、探花、举人，代代有人在朝中做官。。
　　关于大克鼎出土的时间，博物馆陈列时曾标明：“一八九○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中国大百科全书，各种金石学著作都沿此说，姚芳藻在《古鼎悲欢录》一文中亦称“大克鼎一八九○年在陕西扶风支门寺出土，被天津柯氏购得，他（潘祖荫）再从柯氏那里重金购买来的”今人姜鸣则认为：潘祖荫本人死于光绪十六年（一八九○年）十二月，如果克鼎出土于一八九○年，从出土、转手、再转手到北京为潘祖荫所得，实为不可能。姜鸣的发现，对大克鼎出土年代是以匡正视听。姜氏治学严谨，实堪敬佩，值得记功一等。
　　潘达于告诉笔者，大克鼎曾多次被贼觊觎。有一次在花园围墙下草丛里，发现藏着四麻袋青铜古董，这分明是偷贼来不及运出的文物。青铜器最大最重的要数西周克鼎和盂鼎。据潘达于祖父说，克鼎是祖荫公得自天津柯氏，盂鼎原是左宗棠之物，他为了报答祖荫公营救之恩赠送的。这两件稀世宝物外国人知道在我家，曾经派人来试探，说是愿意用六百两黄金外加洋房作交换，潘达于想起祖年公曾叮嘱这些珍贵文物来之不易，要妥加保护，传给子孙后代，因此一口回绝。连外国人也眼红，倒更加使我知道它的重要。传说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苏州时，为了得到大克鼎和大盂鼎，在潘家中掘地三尺，由于潘达于周密保护，他们也没能得到。
　　一九四九年五月，苏州、上海相继解放，八月即专门成立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文物的法令和政策。一九五一年七月，已经从苏州移居到上海的潘达于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愿将两大鼎呈献。
　　继献鼎之后，在子女的支持下，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潘达于又分批向国家献了大量文物，现在还保存上海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就有一九五六年献字画九十九件；一九五七年献字画一百五十件；一九五九年献一百六十一件。另外还献出了不少元明清字画。诸如弘仁的《山水卷》、倪元璐的《山水花卉册》、沈周的《西湖名胜图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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