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珠山八友”与传统工艺派的艺术比较
如前所述“珠山八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瓷艺家,但也不是传统工艺派的红店艺人(注9)。为此,我们不妨把“珠山八友”及其作品,与这两种流派及其作品作一番比较,便可以看出他们在陶瓷艺术创作中的艺术特点和艺术成就。
纵览“珠山八友”的作品,便会发现其中一个很明显的特点:瓷板画居多,器皿装饰或器皿绘画较少。这就证明他们更喜欢在平面上,或接近平面的器皿上尽情、尽兴、尽意地进行粉彩瓷创作。他们即使画器皿,也多是喜欢在诸如圆盘、方形镶器、或直筒、或近似直筒的器皿上彩绘,因为这样便于像平面绘画一般展开画面。再则这类器皿由于弯曲少、转折少,因而可以少画主体画面以外的空白。否则,必须辅之以图案装饰。这对他们来说,不但麻烦,而且图案过多,也会有损于文人画的格调和品位——更接近于传统工艺瓷的装饰。故“珠山八友”所绘之瓷,辅之以图案装饰的瓷器不多。这也就决定了“珠山八友”的瓷上彩绘,是以“画”为主的文人画追求取向。而传统的粉彩工艺瓷,是很少一个人完成的。画图案、画“堂子”(注10)、“堂子”填色、图案填色、描金等等,均由多人、多道工序集体完成。正因为如此,传统工艺瓷难以突出个人的艺术特征、面貌和风格。它所能突出和炫耀的只是个体精湛的工艺技术,甚至是功夫的细致人微。填色的艺人,无论是填边脚图案或“堂子”,他们可以相互争奇斗妍。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使画面的丰满和色彩的艳丽,有可能达到审美难以忍受的程度。因此传统工艺瓷,即使是十分高档的工艺瓷,也缺乏艺术个性的显现。而从文人瓷艺家到“珠山八友”,在瓷艺上强调个人的风格特征,追求艺术个性,题识落款,以体现个人作品的艺术价值,无疑是陶瓷美术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珠山八友”在这种进步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承传作用。因为浅绛彩文人瓷艺家,虽然首开了此举之先河,却在陶瓷史上,没有留下应有的地位。
和传统的工匠、艺人相比较,“珠山八友”的优势还体现在文化修养和艺术修养方面,他们大多能如文人画家一样著文写诗。首先提出文入画概念的苏东坡,曾评价王维的画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注11)正是文人画的这一大特征,对“珠山八友”影响弥深。如汪野亭的瓷板山水画,便有题诗:“谁将笔墨写秋山,点缀烟霞尺幅间。欲访高人在何许,寒林渺渺水潺潺。”(图3)这首诗不但与瓷画相得益彰,互为衬托,而且最后两句点睛之笔,言有尽而意味无穷,可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又如王大凡虽为艺徒出身,却十分重视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终身勤于读书。诸如袁枚的《随园诗话》、曾国藩的文集、家书等,他常摆在案头翻阅,并且还作过大量的读书笔记。据悉,王大凡读书的时间甚至多于画瓷的时间,且留有一本《希平草庐诗稿》传世。这种文人化的艺术追求,正是“珠山八友”区别于传统红店艺人的主要特征。

书法也是“珠山八友”的一大优势。作为瓷艺家,八友在书法上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成就,但书法功底都颇为深厚,甚至高于近代不少文入画家的书法水平。如王琦以草书入画,王大凡、汪野亭以行书入画,均能增添画面的写意性,并使画的个性特征溢于瓷上。这种诗文书法的修养和功底,是传统彩绘艺人所不具有的。
至于在瓷上绘画的方面,八友的瓷艺创作较之于传统艺人,就更有过人之处。个人风格的突出,笔法的老辣、精到,填色的清新、雅致,画面的意境深幽、意趣横生等等,都是传统瓷画艺人所不能及的。当然,八友们在瓷上绘画的方面,也许没有传统艺人在工艺上的精致、精巧、精萃,但却能在自己的创造意识的支配下,充分传递出艺术表现的感染力。“珠山八友”与传统红店艺人的重要区别,还在于创造与模仿的差别也就是说,能否在瓷画中注入情感,创造出具有新的意境、意趣、意象的瓷艺作品,是艺术家与传统艺人的分水岭。传统红店艺人十分注重“图”、“图样”,这些“图样”在瓷上代代相传,缺乏生命活力的图式,难以具有打动人的力量。而“珠山八友”的“图”,是在想象中、在“胸有成竹”中,甚至是在“胸无成竹”中诞生。构图、意境、意趣或意象乃至于形式规律,都在笔的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和逐步完善。因此,这就不但要有十分强的创造能力,而且还要十分丰富的艺术表现能力,通达艺术表现的形式规律,并充溢着内在的精神与情感。所以,他们在艺术创作上,凡能想到之处,便能呼之欲出,这正是创作与模仿的根本差别。
“珠山八友”在走向瓷艺高峰的过程中,也是从平地开始的。其成员中不少人为红店艺徒出身,因此临摹、模仿师傅和前人的作品,模仿前人的画面、风格等,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学习过程。如王琦先学钱慧安、后学黄慎,早期作品有一定的模仿痕迹。当他成熟之后,却能自成一格,做到运笔疏松却又结构紧凑,线条恣肆且又有抑扬顿挫。其人物造型比钱慧安、黄慎更洗练,更概括,所画的头像,也更具体积感。
四:珠山八友”与浅降彩瓷艺家的艺术比较
如果拿“珠山八友”与以程门为代表的浅绛彩瓷派作一番深入的比较,就会发现这先后两代艺术家又有不少区别。程门等瓷艺家的瓷艺作品,具有较纯粹的文入画的“书卷气”;而“珠山八友”则在此基础上,还多了一些“红店气”。这种“红店气”,并非指他们开过“红店”,是指他们的艺术表现,具有更现实,更人世、更有商业意识等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他们的瓷艺创作的诸多方面。譬如在瓷画题材的选择上,象征吉祥如意、福禄寿禧、富贵长春、白头多子之类的民俗题材,是“珠山八友”一些成员常画的。因为这类题材市场上受欢迎,所以八友中画人物者,常画“富贵寿考”、“八仙过海”之类的内容;画花鸟者,常画具有象征意义的“红绶带鸟”、“白头翁”、“牡丹花”之类的内容……这种现实态度,与“珠山八友”长期所处的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而传统工艺瓷常表现的题材、内容,也是长期的市场导向所形成的。中国传统文人,素来提倡重义轻利,我行我素。程门等文人画家介入景德镇瓷坛,有着十分复杂的社会背景,多是为生计而“低就”于瓷艺,但在创作主旨上,他们还基本上保留着传统文人画的精神。“珠山八友”中的部分瓷艺家,则对传统文人画与传统瓷艺,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但体现在他们瓷艺创作题材的选择上,而且也体现在他们瓷艺的艺术表现上。
浅绛彩的文人瓷艺家,瓷上彩绘注重一个“写”字,所谓“逸笔草草,写胸中之逸气耳”(注12)。因此,他们用笔更率真,随意性较大,尤其是程门的浅绛山水瓷画,更显文人画那种超凡脱俗的艺术风骨。八友中虽然也有不少“写”出来的作品,如王琦、汪野亭、徐仲南、田鹤仙等人的瓷艺作品,更具文人画特色。但也有几位瓷艺家,其作品是“画”出来的。这种“画”,除了“写”的成分刘、,还有“描”和“彩”的用笔,以加强所绘物体的细腻、立体、真实之感。这种追求,又与他们受现代美术思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但“描”或“彩”过多,就会减少文人画的那种率意、纯真的感觉,流于“甜”、“腻”。尽管这样做更具“真实感”,也更易于为大众所接受,但以“文人画”的审美要求来衡量,不免流于“俗气”。因此,不少人从文人画的审美角度,来看待八友中部分瓷艺作品,会得出一个有别于浅绛彩瓷艺家的“雅俗共赏”结论。
也许有人会问:浅绛彩瓷艺家,何以在陶瓷艺坛上的影响会日渐式微?而作为后辈的“珠山八友”,何以在陶瓷艺坛上地位会如此显赫?关键在于他们对陶瓷艺术认识的程度上。浅绛彩瓷艺家们,轻视陶瓷工艺的重要性,没有在陶瓷工艺上真正深入进去;“珠山八友”则深知作为陶瓷艺术家,没有对其工艺技术的深入研究和熟练的把握,一切艺术追求都将无法实现。所以浅绛彩瓷到了民国初年,其工艺的缺陷已逐渐显现出来,其光亮度就远不如粉彩。由于粉彩通过烘烧后的玻化作用,瓷上颜色既能产生各种鲜明的色彩效果,光亮度又能与瓷质的釉面相一致,这正是粉彩最大的优点。虽然浅绛彩颜色中也渗有一定比例的溶剂,能产生一些光亮,但毕竟以生料为主,因此烘烧后,光亮度是十分有限的,年深月久,会被空气氧化而失去光泽。其次,由于浅绛彩的瓷艺家对颜料工艺性能把握不够,显然他们瓷上用料常常会显得过“生”、过“火”。这种用料过“生”过“火”的现象,绝不是出于浅绛彩瓷艺家的本意,而恰恰证明了他们对陶瓷工艺的把握不够。
“珠山八友”吸取了前辈的这一教训,他们多从事粉彩瓷画,还对粉彩的工艺性能,尤其是填色工艺,非常重视。因此他们所绘的粉彩瓷,除了工艺上能驾驭自如、达到预期的色彩效果外,还有新的创造。如王琦、王大凡研究出了“落地粉彩”•的画法,刘雨岑研究出了“水点桃花”的画法……故在艺术表现上能做到随心所欲。譬如徐仲南画竹,追求文人画设色淡雅之美;汪野亭用色时而清淡古雅、时而浓郁厚重,颇有青绿山水明艳夺目之感;王琦设色的淡雅有文人画的设色追求;程意亭与刘雨岑的花鸟设色,则是雅俗共赏的典范,既有文人画清雅的一面,又有工笔重彩的艳丽;而王大凡则时而淡雅,时而浓重艳丽……他们在用色上不管是哪种追求,都能达到运用自如、驾轻就熟的程度。在对瓷绘颜色的运用上,“珠山八友”比他们的前辈前进了一大步。
作为瓷艺创作的重要基础——艺术的造型能力,“珠山八友”比浅绛彩的瓷艺家们也前进了一步。王琦、王大凡的人物画在“形”与“神”方面,比他们的前辈有很大的提高。以王琦与其所学的“扬州八怪”中黄慎的人物画相比较,其“形”与“神”的生动性、感染力,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并形成了王琦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如王琦的《大富贵亦寿考》瓷板画,郭子仪的形象不但生动传神,有喜不自禁、溢于言表的心态,而且面部刻画略有立体感,这在民国时期的中国人物画创作中,是高水平之作。程意亭、刘雨岑的花鸟画,在造型上也注重写生训练,显得生动自然。汪野亭早年也注重写生,只是后来在元代倪云林和清代“四王”画风的影响下,更倾向于传统文入画的回归。但其笔墨造型的精练与功力,堪与其时国画山水大家相媲美。因此,“珠山八友”在艺术造型能力上的进步,无疑大大超越了浅绛彩瓷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