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ocang.com　　　2006-08-23 08:19　　　来源：

    1942年夏天，陕西省扶风县任家村的一个徐姓农民，正在自家的麦收场上碾麦子，碾着碾着，场上的地面突然陷下去一大块，徐氏向前探看，发现下面像座地窖，隐隐约约堆放着不少东西，于是赶紧将洞口遮蔽，到了夜里才陆续把东西一件件取出来。原来这是一窖西周时代的排列在架子上的青铜器，排在中间的由于未沾黄土，偶有几点铜绿，居然仍灿然如新，其中大鼎三四件，重者达百余斤，经细细清点，竟有120余件。徐氏将其陆续卖出后，收藏界为之轰动。经专家考证，著名的禹鼎亦在其中。
    类似这种青铜器集中出土的事情，从上世纪末以来并不少见，有的是因年深月久，土层剥蚀，自然暴露的，有的是人工挖掘，蓄意破坏的。
    20年代到30年代，洛阳古墓陆续被盗，其中有一个墓群共8座古墓，出土一大批青铜器。当事人讳莫如深，守口如瓶，究竟出土多少古物，局外少有人知。后来从当时一位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的著述（《洛阳故城古墓考》）中透出消息说，那次出土古物起码有500余件，其中大量的是青铜器、食器、乐器和酒器，最著名的是一套战国乐器：氏编钟，大小22件。
    30年代初，安徽寿县东南朱家集一带洪水泛滥，地面塌陷，千年古墓遂暴露于世，乡民们纷纷前去挖宝。后因出售这批青铜器引起了矛盾，甚至发生械斗，当地政府索性命令全部收缴。仅那一次收缴的青铜器和各类古物就达718件。而据当时参加挖宝的人说，他们看见地下有个五丈多长的木架上，层层叠叠地堆放着各式铜器，估计总有三四千件！
    解放前几年，著名历史学家陈梦家曾游历欧美各国，考查我国文物流失海外的情况，结果仅从欧美各大博物馆和艺术馆的收藏来看，中国青铜器就达近1000件。
    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小屯西北发掘妇好墓，墓主妇好是商朝第23代君主武丁的配偶，随葬品既多又精，各式青铜器具齐全，共挖出了460件。
    据陕西省文物部门统计，仅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间，陕西省一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就达3000多件……
    如此众多的古代青铜器具，是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青铜，在我国原始社会时期，就作为称量货币使用了，同时也作为财富贮藏。进入阶级社会之后，青铜被铸成各种器皿，如食器、酒器、水器、兵器等，并且作为祭祀的礼器，有的重器还刻上精美的花纹和具有相当历史价值的铭文。统治者死后，青铜器带入地下，深藏厚埋，以求永久占有。
    我国黄河中下游厚厚的黄土地，为我们祖先掩埋和保存青铜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夏代晚期（考古上称为二里头文化）开始，历经商、西周、春秋、战国及秦、汉这2000多年中，一代代君主重臣、皇亲国戚，真不知往地下埋了多少东西。他们或是寿终正寝带入墓室，或是兵火相逼，仓皇中来不及带走就埋入地下。他们总希望这些宝贝能够永久流传下去，所以青铜器铭刻上常常有“子子孙孙永保用”、“子孙享用”、“万年无疆”等语。
    青铜器时代刚刚一过，汉代就有人开始挖掘盗取。本世纪30年代，前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联合清理河南氵睿县的古墓群，6个月清理古墓88座，其中被古人挖掘过的竟占三分之二，汉代以来总共挖出多少，近百年学术界费了不少劲，但至今仍没有个确切的说法。有的说“见诸著录的作为礼器的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总数达2万件以上”，有的说：“从汉代出土青铜器至今，仅仅有铭文的青铜器就达1万件以上，当然有铭文的青铜器毕竟是少数”。事实上，目前青铜器仍在不断地出土。尽管国家已经决定，为保护地下文物，不再对尚未挖开的古墓进行考古性的挖掘，而我们从媒体不断披露的走私案件，以及海外爱国华侨在海外重金购下青铜器捐献国家的情况看，可知古代青铜器的数量远大于上述的估计。
    青铜器最早的出土记载源于汉代，封建王朝视为瑞祥之物，将其载入史册，“元鼎元年五月五日，得鼎汾水上”，“四年夏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汉书•武帝记》）。和帝永元年间，“南单于于漠北遗宪古鼎，容五斗，其傍铭曰：‘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宪乃上之”（《后汉书．窦宪传》）。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城中好高髻，四方高数尺。”不论何物中只要皇帝一感兴趣，此物便值了钱。到了宋代，有的青铜器物价格已高达数十万钱。大批的青铜器出土以后，不断地涌到了皇帝身边。两宋时期以“郁郁乎文哉”著称，上自皇帝下至文人，重文轻武，嗜古器成风。宋徽宗赵佶，不仅是书画方面的行家里手，而且嗜好金石，驱使天下臣民，为其搜罗铜器。大观初年，宣和殿收藏大小青铜器仅500多件；到了政和年间，皇宫里的收藏已达6000余件。除宋王室收藏外，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亦无不唯收藏是嗜。据北宋《考古图》和南宋《续考古图》称，北宋有藏家40多家，南宋有30多家，而不见著录者则应更多。著名者诸如寇准、文彦博、刘敞、苏轼、李公麟、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等等，无不以收藏青铜器为无上荣耀。苏轼的书房里就“清供”着鼎鼎大名的楚王钟。刘敞是集贤院学士，收藏宏富，著有《先秦古器记》，开两宋时期青铜器专书的著录先河。他最为珍视的11件有铭文的青铜器，平生把玩，至死不忘，告诫后辈：“我死之后，不要忘记用它们来祭祀我。”可见一代文人学士之风尚。
    宋代学者吕大临著的《考古图》，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青铜器图录，成书于1092年，共收公私37家的藏器224件，其中殷周铜器148件。后有王黼的《宣和博古图》，记录了宋徽宗内府藏品凡20类，著录铜器839件，集宋代出土和流传铜器之大成。后又有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收录上古至汉代彝器511件。王俅的《啸堂集古录》，收录商周彝器275件，汉唐杂器70件，共计345器。
　　两宋时期，是我国文人学士及达官贵人收藏和鉴赏青铜器的第一个高峰期，当然盗墓之风亦愈趋烈，青铜器的收藏价格亦自然“水涨船高”了。铭文越多，价格越贵，金石文字的考证之学愈加成为学界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后世王国维就称赞宋代学者的成就为“凿空之功”，清代研究铭文之学只是“奉为准则”而“不能出其范围”。
    元朝人与宋人相反，尚武轻文，“只识弯弓射大雕”。对青铜器的兴趣大减。明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严加防范，学者只是高谈性学哲理，加之社会相对安定，市民文学兴起，需要相当考证功夫的青铜器鉴赏之学，自然也不成气候了。
    但是到了清代乾嘉时代，由于乾隆皇帝的亲自倡导，青铜器的收藏和鉴赏又空前火热了起来。除了宫延收藏，官僚士大夫中普遍形成了嗜古收藏的风尚，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收藏大家和古文字学家。他们不仅亲自鉴定考证，而且还著录摹拓，著书立说，相互辩驳，于是随之而来的考据之学又大行其道。此风一起，就影响了差不多将近200年的收藏界和知识界。
    直到本世纪初1900年庚子之变后，八国联军从劫掠的中国文物中，初识了青铜彝器的夺目辉煌，致使青铜器价格扶摇直上。从北京、上海、武汉开出的通往欧美、日本的贩运文物的“秘密通道”，亦四通八达起来。同时，伪造古铜器业已成为一门专门的行当。再往后，不仅是皇宫内廷遗老遗少和达官贵人、文人学士、就连一些太监、富商、银行家以及一些靠外国人吃饭的买办，也成了收藏界有名有姓的人物了。
    乾隆帝在世的1749年，曾指使廷臣梁诗正仿照宋朝《宣和博古图》的式样，编撰了一部《西清古鉴》，甲乙编各20卷，著录清宫所藏铜器1436件，摹绘形制，记录款识，虽收伪器不少，但毕竟是皇家专藏，对后世有着标榜旗帜的作用，故影响很大，后来又有王杰等编撰《西清续鉴》，甲乙又是各编20卷，共著录宫廷藏器1642件。后来又将宁寿宫里的古物统计汇编，成《宁寿鉴古》16卷，体例与《西清古鉴》同，共收青铜器600件，铜镜101面。此先后三部大书，大体反映了乾隆时代的宫廷铜器藏品。
    达官贵人和文人学士的收藏则更具考据意味。钱坫（1741—1806）嘉定人，著有《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4卷，收录商周青铜器25件，总共49件，钩摹铭文，图像考释并举，被认为是考证金文较有成就的一部书。
    阮元（1764—1849），乾隆进士，嘉道时曾任户、兵、工部侍郎、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他的收藏编入《积古斋藏器目》和《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两书，前者收录钟、鼎、卣、敦、彝等青铜器共74件，后者收录商周青铜器达446件，其他古物105件，共551件，其收藏之富，民间罕有可比。其中齐侯(晶缶)大小两具，后归吴县吴云，吴云因此称其居“二轩(晶缶)”，历来被视为珍品。阮元告老隐退扬州后，专事整理和研究古书古物，其《商周铜器论》和《商周兵器说》两文，为后世研究彝器者视同工具书。
    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簠斋，山东潍县人，也是上个世纪最著名的收藏家之一。他官至翰林院编修，一生唯古物是嗜，收藏宏富，又精墨拓，著有《簠斋吉金录》、《十钟山房印举》、《簠斋藏古目》、《簠斋藏古玉印谱》、《簠斋藏镜全目》、《簠斋藏古册目》、《封泥考略》（与吴式芬合辑》、《簠斋金石文考释》等，还以最早收藏毛公鼎及一大批商周青铜器及秦汉古印名播天下。
    后来，又有吴式芬撰《捃古录金文》3卷，著录商周铜器及其铭文1334件。吴大澄撰《(客心)斋集古录》26册，著录商周青铜器1048件，另有《吴(客心)斋藏器目》著录青铜器211件。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著录青铜器47件。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著录60件。吴云《两(晶缶)轩藏器目》著录60件；《两(晶缶)轩彝器图释》著录103件。丁彦臣《梅花草龛藏器目》著录37件。叶志诜《平安馆藏器目》著录161件。张廷济《清仪阁藏器目》著录64件。程振甲《木庵藏器目》著录54件。刘喜海《长安获古编》著录商周秦汉礼乐兵器79件。方氵睿益撰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30卷尤其详细，不仅著录商周青铜器达1000余件，而且其中重要铭文都附有考释，卷首有《彝器说》三篇，上篇考器，中篇考文，下篇考藏；尤其是下篇，对前代重要的彝器收藏和流传情况，均作了珍贵的记录。
    从上述上个世纪的收藏家的籍贯来看，江苏吴县（今苏州市）籍或在吴县久居的人士，几乎占了一半，有如吴大澄、曹载奎、吴云、潘祖荫，后来还有叶昌炽、刘公鲁等人。苏州一地本不出土商周铜器，却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涌现了这么多收藏大家，这在中国收藏史上是不多见的有趣现象，值得后世研究。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三件大事———西部边陲居延汉简的发现、敦煌石窟藏经洞的洞开、河南安阳小屯村甲骨文的发现及其殷墟遗址的确定。这极大地刺激了收藏界和考古界，涌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收藏家和专家学者。他们大都是高官和富商，很能说明这一时期收藏界的特点。其中有两江总督端方、驻日公使李经方、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刘晦之、上海房地产巨商周湘云、山东实业家丁斡圃、交通总长叶恭绰，还有考古学家罗振玉、容庚、商承祚、周季木、于省吾、琉璃厂古玩店老板黄伯川、孙秋帆等。他们的收藏，动辄数十器、几百器，有不少是承继前辈的遗藏，而更多的是出自新出土的“新坑”。他们之间常常互通声息，赠送藏器拓片，切磋考证，著录结集成书，互相作序、题跋，形成一个不大的却高深莫测的收藏圈子。
    这期间还有一个特殊人物，即美国传教士福开森（1866—1945），中国名福茂生，在华居留近60年，参与过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他曾任故宫博物院的鉴定委员，利用“庚子赔款基金”和“哈佛、燕京学社基金”编著了《历代著录吉金目》、《历代著录画目》、《艺术综览》等书，被学术界视为工具书。他在收藏界广交朋友，称为“中国通”。他将别人的不少青铜器珍品卖到中国，自己的藏品却有不少留在了中国，现归南京大学收藏。
    本世纪上半叶的私人手里的青铜器，后来有不少流入了海外各地的博物馆和艺术馆。如1890年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包括大克鼎、小克鼎、克(须皿)、克钟等共计120余件，其中克钟共有5件。克钟出土一个世纪下来，最后归入上海博物馆2件，天津艺术博物馆1件，流入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1件，日本(艹腾)井有邻馆1件，然而此套克钟上的铭文共79字，是分刻在各钟上的。上海博物馆所藏和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所藏器为上半篇铭文，而天津艺术博物馆和日本(艹腾)井有邻馆所藏器为下半篇铭文，这就为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如器物本身与器盖分离两处，同属一组的器物分散在多处。
    解放初，国家鼓励收藏家捐献文物，各地建立历史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于是青铜器涌向国家和地方的各级博物馆，私人收藏青铜器者成了凤毛麟角。最著名者为李鸿章五弟的一个孙子，名叫李荫轩，藏器百余件，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全部送入了上海博物馆。
   80年代国内收藏热再度兴起的时候，热的是字画、古钱、瓷器和紫砂壶，而青铜彝器却没有恢复昔日的辉煌。海外文物市场上，常有绿锈斑驳的“新坑”出现，国家不得不花大价钱再买回来。本世纪初的北京琉璃厂，一件周代铜鼎可以换一堆乾隆官窑瓷器，而现在甚至一件料器鼻烟壶的价格也要高于一件周代青铜器爵杯。究其原因，可能与世界流行的“快餐文化”有关。青铜文化，不是任何人想“玩”就能“玩”得起来的，花钱、费力、占地方不说，就是考辨真伪这一方面，又有多少人能真正“拿”得起来？中国台北文物研究学者、作家郭良蕙说得透彻：“也许受商业价值观影响，古物市场也不断起变化，收藏家越来越放弃艺术而以投资和增值率着眼。同样昂贵的价格，谁不愿意把玩小小的鸡缸杯，而去购买一件搬运费力的铜器？尽管罕见的三代（即夏商周）铜器乃稀世之宝，但其售价还赶不上一件清代官窑瓷器，实在可悲可叹！”这或许就是青铜器的“世纪末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