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济民

    中国文化有这么几个特点，我认为很重要。第一，历史悠久，时间延续很长。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的文明史已经有五千年了。第二，中国文化连绵至今，没有中断过。从夏商周开始，每个朝代的皇帝是谁？都城在哪里？我们都说得清楚。世界上也有比我们更早的文明，但是都中断了。第三，中国的文化遗产非常丰富多彩，富有中国特色。

    在当今世界，中国社会也是非常有特点的。我们要构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这样的社会怎么建设？我们一直在摸索。在此过程中，文化遗产保护和当今社会建设必然会产生一些冲撞。对这种冲撞如果处理不当，对两方面都会产生损伤。目前在我国，保护文化遗产的力量包括党、政府和社会。无论哪方面都要冷静、慎重、认真地对待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努力地在冲撞中寻求平衡点。中国的传统思想讲究中庸之道，其中也有讲求和谐之意，对我们的工作有一定借鉴意义。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要注重平稳、平和、和谐发展，既不能冒进也不能保守，要把它放置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来考虑，协调地处理继承和创新的问题。

    保护文化遗产不能仅依靠政府，必须发动群众和社会的力量。当然，政府应该起到主导作用，但政府的力量毕竟有限，一定要鼓励群众和社会保护文化遗产的热情。在这方面，我们现在虽有所进步，但做得还不够。由于相关政策、措施不健全，还不能充分调动群众和社会保护文化遗产的积极性。比如对于捐赠者，政府和文物部门是不是应该在精神和物质上给予相应的鼓励和补偿？政府和媒体都应该对捐赠、保护文化遗产这种行为给予关注和鼓励，让文化遗产保护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社会。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曾到过敦煌莫高窟，当时那四周都是沙漠和戈壁，饮水只能靠一条小河沟里的水，条件很艰苦。我当时想，在这么艰苦的地方有这么好的东西真是不简单。８０年代初，我在国家文物局担任博物馆处处长。邵逸夫先生来找我们，提出要出一笔钱来保护敦煌壁画，而且他希望我们不要提他的名字。我就想，这个人很爱国，捐了这么多钱却不愿宣扬自己。后来这笔钱就用来制作了大量防护壁画的有机玻璃罩子。这件事对我很有启发。１９８５年，我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职务。那一年，我又去了一趟敦煌。我们考察回来后，国家文物局就批示划拨给敦煌莫高窟３００万元文物保护经费和一辆小轿车。当时的３００万元是很大的一笔钱，小轿车也很紧俏。这为他们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可以说从那时候起，敦煌莫高窟的发展就上了一个新台阶。两年后，敦煌莫高窟就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２００２年，我又去了一趟敦煌，看到那里已经发展得很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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