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ocang.com　　　2006-07-26 10:20　　　来源：

    1966年文革开始后，全国掀起了“造反”浪潮。上海一部分工人在北京南下串连红卫兵（主要是蒯大富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支持下，决定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1966年11月6日，王洪文（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潘国平、陈阿大、黄金海等三十多人聚会研究了成立这个组织的方案，11月9日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宣布“工总司”正式成立。王洪文因为是党员（当时参加会的只有2名党员）被推举为大会5人主席团成员。大会声称“要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造上海市委的反”，叫嚣着“我们要夺权！”。王洪文等要成立的“工总司”是一个违反当时中央规定的跨行业组织，上海市委根据中央精神，采取了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方针。
    “工总司”没有得到市委的承认，就在会后组织了请愿游行，去市委大楼揪市委领导，一直闹到深夜。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10日凌晨，“工总司”决定由王洪文带2000余人冲进火车站，强占列车，声称赴京请愿，向毛主席报告成立“工总司”的消息，“控告上海市委镇压群众运动”。火车开离上海不远，被铁路局下令阻留安亭车站。王洪文等当即下车，煽动群众卧轨拦住火车。上万名从上海乘汽车赶到安亭车站的对立面群众与工总司发生了冲突。致使宁沪线全线停车，南来北往的交通阻断，铁路停止运营30小时34分钟，铸成了轰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事发后，上海市委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10日上午打电报，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坚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并说服工人不要来京。11日陈伯达给“工总司”拍了电报。当晚十二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乘专车直抵安亭车站。第二天上午张春桥绕过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自行驱车去安亭，先找王洪文等几个造反派头头开会，要工人“抓革命，促生产”，回上海闹革命。并私自与他们达成协议。工总司决定北上队伍撤回上海，派遣少数人步行去北京。
　　第二天下午，上海工人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正式签字同意了“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1、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2、承认11月9日的大会和工人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3、安亭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4、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出公开检查；5、对上海“工总司”今后的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上海市委负责人曾打电话向中央汇报，并开会对张春桥提出了批评。
    然而张春桥回京的汇报得到了陈伯达和江青的赞同。11月14日中共中央常委召开会议，同意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意见。
    11月16日，毛泽东亲自听取了张春桥的汇报，表示同意张的做法，指出“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就这样，“工总司”作为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一支力量，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合法”存在了，中央文革在上海有了强大的“工人力量”作为他们的工具。“工总司”则以得到中央文革的肯定和支持而为所欲为，使上海的局势进一步恶化。王洪文从此成为以造反起家的“革命左派”和“英雄”而发迹，张春桥也借机为自己培植了一支簒党夺权的反革命帮派势力。
    上海“工总司”为了炫耀自己的功绩，先后制作了“纪念安亭事件”的徽章。本网站《像章博物馆》中编号SA0058是上海安亭大会筹备处制作的，SA0059是上海国棉十九厂为纪念安亭事件半周年制作的，SA0060纪念安亭事件的徽章用“安亭风暴”四字组成一列火车，上海工总司徐汇区联络部，其正面干脆用“安亭风暴”做为该组织徽章标志（像章博物馆编号SA0038、SA0061、SA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