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款识上也是个很重要的鉴定方法。有的铜、石佛像，本身是真品，但被加刻伪款，既然加伪款，当然是年代越早越好，于是北齐的佛像加上了北魏的年款，而且是北魏初年的年款，北魏初年的佛像还没有完全摆脱外来的犍陀罗佛像样式的影响，字体也遒劲古拙，而北齐的佛像流行浅薄的衣纹，大衣如湿衣贴体，与北魏初期的深厚起伏的衣纹截然不同。这种在真品上刻伪款的例子很多。从字体上、发愿文内容上都能发现问题。再例如有的唐代铜佛像本身无款，将光背后或四足面加刻北魏年款。小型北魏铜佛像与唐佛像实际上有很大区别，收藏者若不深入研究其造型，往往看大形，似乎都是四足带光背，再加北魏伪款，就很容易将它作为北魏佛像而上当。

　　还有是伪品伪款，这类佛像数量较多，佛像作伪者缺乏历史和造像知识，佛像不伦不类，款识乱刻一气，稍加注意即可发现其漏洞百出。这主要从四个方面去识别。

　　（Ａ）首先从干支纪年方面去识别。例如北魏普泰年号前后仅一年，若出现普泰三年的刻款，此款就颇可怀疑。但造像上年款，干支纪年不对又往往是极普遍的现象，因中国地域广大，穷乡僻壤文化水准低下，改朝换代，民间还不知道，继续用前朝天子年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还要具体分析。

　　（Ｂ）第二个是用后来史书所称朝代署款。这种错误极为显见，完全是作伪者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所致。例如曾见一尊鎏金铜观音像，造型不伦不类，看哪都有问题，再看背后，竟然刻有“北周保定四月二日敬造本像”。东魏、西魏为北齐、北周所代，是历史事实，但当时的执政者是以正统的受命于天的天子自居的，自称只能是大周，其亡后，史家称其为北周。历史上分立政权很多，如东魏、西魏、南明等等，都是其亡后，后来史家的称呼，当时人作器物，怎么能用后来史家所称其所在时代？

　　还有的佛像用庙号署款的，如有一尊铁观音像，背后竟铸有“大宋真宗年制”。真宗是北宋赵恒死后所尊的庙号，怎么能用庙号来署款呢？前任皇帝死后，尽管新皇帝已执政，但仍然继续使用原来年号，直到来年的大年初一，改用新年号，不可能出现用庙号来代替年号的现象。若当时所铸，是绝对不可能如此署款。这种显而易见的谬误，稍有历史常识即可识破。

　　（Ｃ）款识内容上出现的佛教知识方面的问题。例如有一尊唐代铜十一面观音立像，外形上看还说得过去，造像上是唐代常见的观音像，头部共有三层，为十一面环绕。十一面观音是唐代六百年底到七百年初密教流行才开始出现的观音形象。在此之前，观音没有十一面的。但光背后刻款，却是五世纪中叶的“大魏太平真君某年”，先不用说造型，就光这十一面观音的形象，也不能提前二百多年出现，这尊观音像是近代人以唐观音魏模翻制的，然后加上了伪款。可见收藏者若多少具备些佛教的基本常识，也可从刻款发现作伪的漏洞。

　　（Ｄ）从款识的字体、雕刻方法、异体字与简化字、避讳等方面也可以成为判断佛像真伪的一个依据。

　　总之就如同医院诊断病人，可以从体温、透视、化验等等各种手段加以综合判断，任何一个方面有异常都应该深入追究，肯定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最怕的是替作伪者说话，假如有一尊北魏初年（３８６）刻款的铜佛，身着褒衣博带式大衣，这尊像就得好好研究研究，因为这种衣饰的佛像在北魏最早出现于孝文帝改制后的公元５世纪末，这在石窟考古上已有定论的，但有的学者虽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却得出此像较学术界公认的服饰出现年代提前了一百年，可推翻旧说，极可重视的结论，这就上了古董商的当，实际上这尊像从其他几方面也可判断是伪作。学术上鼓励创新，勇于突破前人旧说，但要立足于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发现问题，要穷追不舍，宁严勿宽，避免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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