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12日，一个专为民间藏品和艺术品市场提供鉴定服务的机构——中华民间藏品鉴定委员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宣布成立。

    揭牌仪式不仅汇聚了一批来自故宫、荣宝斋、西安碑林等著名文博单位和陕西、河南、上海、江苏等8个省市的文物大家，更传递出文物鉴定专家们对当前我国文物市场造假恶性发展现状深深忧虑的信息。他们一致认为，文物市场上造假的盛行、假货的泛滥，将严重冲击和影响我国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

    1  南方某地发掘出了一大批“石佛”……不料，这是一个古董商操纵造的假，大家白开心一场

    “乱世买黄金，盛世兴收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政通人和，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全民性的文物收藏热随之兴起。北京潘家园等一批古玩艺术品市场在各地陆续形成，历来为文人雅士所喜爱的古玩、字画等藏品，越来越多地走进寻常百姓家；拍卖会的锤声此起彼伏，交易红火；不少企业和社会机构也开始争相介入文物艺术品收藏；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收藏协会在各省市不断成立。

    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孙轶青说，伴随着民间的文物古玩收藏热，造假也盛行起来了。说起这个行当内的造假，南京收藏家协会副会长、著名鉴赏家王立军言辞激烈：“现在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古玩仿制高潮，前两个高潮一个在宋代，第二个在民国。当代文物仿制登峰造极，整个市场光怪陆离，耸人听闻的事时时在发生，故事不断。”旁边有专家接过王立军的话：“康雍乾时期也有过一次文物造假高潮，现在应是第四次造假高潮了。”

    王立军还讲起了一个个啼笑皆非的“故事”：前几年，南方某地发掘出了一大批石造佛像，请专家去看，一看不得了，说你们要发财了！当地领导听了很高兴，准备投几个亿建成佛教艺术馆，搞旅游开发。这时有人举报，说这是一个古玩商操纵造的假。后来请了北京的专家再去看，果然是假的。有人在文物市场上买了假货，发现是假的后中风了。有人买了假货后倾家荡产，妻离子散。

    2  “收藏家”家里的一个个货架堆满了“古董青花瓷器”，但日子却过得很可怜，大热天连个空调都没装

    王立军常常被请到各地为文物“掌眼”。他说，一次，他到了武汉一个“收藏家”的家，“他家里面放的不是书柜，而是大超市里的那种货架，在一个个货架上，堆满了青花瓷器，但日子却过得很可怜，大热天连个空调都没装。”王立军直率地告诉他，你这些东西没有一件是真的，你的感觉不行。旁边一个人讲，王老师说得对啊，你就是感觉不好，全是假货，王老师到我家看看去。“我到他家一看，更辉煌，哥官汝定钧，五大名窑大概1400多件，全是假的，看得头都晕了。”王立军说，这种事情，他在全国各地看得太多太多了，不少人花了很多钱，收藏的全是赝品，“有时拍卖会上一锤子下去，2000万元买个大古董，准备回家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世代相传。结果专家一看，假货！”

    原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案发后，王立军被请去鉴定他的收藏。“他是原来的市长啊！人家送他的也全是假货，就两个青铜器小鼎是真的。”王立军说：“我搞收藏二十多年了，也是上当受骗起家的，可以用惨痛两个字来形容我自己的收藏经历。现在一看，我的藏品至少1/3是假的。”

    王立军认为，当前艺术品收藏市场的混乱，除了有一些藏家盲目自信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一些专家“乱操刀”。“有的专家是理论型的专家，整天在家写书，一年能出1000万字的书，但鉴定经验、眼力不过硬；有的专家是老好人，只要送东西去，他就好好好，闭着眼睛看东西；有的专家人品不好，家里面的各种礼品从门口排到窗户下，放得满满的，鉴定证书天天写，一出就是几十张。这样一些专家导致了一个怪现象，就是眼光越好的专家越没人找，越是眼光差的专家天天有人排着队请，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金申先生是鉴定佛像的大家，眼光一流，可找他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他说实话。”

    2005年以来，五大名窑的东西在每个拍卖公司都不少见，哪里找得到那么多真东西!所以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提出了“中国文化遗产符号的安全面临危机”的观点，因为如果文物市场上全是假货，中国真正的东西也会被怀疑了。

    王立军预言，中国的艺术品市场2006年将会是官司年，会有很多真假文物的官司纠纷。

    3  拍卖品标“无底价”，拍卖场就变成了高级地摊了

    孙轶青对当前拍品“无底价”的状况也甚感忧虑。他说，现在在不少拍卖公司的拍卖现场，拍品的牌子上标的都是“无底价”，或“起拍价100元”。到底这件拍品是真是伪？是好是差？并没有通过价格体现。在这种情况下，收藏者只能凭个人眼力，虽然确有人具备眼力，但更多的人是鉴别不了艺术品的真伪和优劣的，需要拍卖公司给他提供指导和支持。但由于鉴定人才的缺乏，拍卖公司也没办法，所以大多数拍品都没有底价，或者只在拍品下面加个括弧，标明这是某某的“款”，其含义也是强调这到底是不是本人的“款”很难说，“反正愿买是你们的事，真伪优劣只能靠你们自己猜。”

    孙轶青认为，大量拍品总是标出“无底价”，或是一两百元的底价，会把我国的拍卖场变成高级地摊，愿卖东西的往那一放，愿买的去竞拍，拍卖公司既没有承诺拍品确系真品，也不对拍品大致估价，不用承担法律责任。“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会导致高价，会造成赝品充斥，会助长投机和侥幸心理。最后的结果是会把堂堂正正的拍卖事业断送掉。因为拍卖公司是经过国家一定手续审核批准成立的，它既是经营的经济实体，也是文化单位，它有责任帮助广大顾客和藏品所有者鉴别艺术品的真伪和优劣，虽然不一定很准确，至少也得八九不离十，顾客通过拍卖公司买东西应该不至于上当吃大亏。”

    孙轶青曾考察过国外不少文物市场。他说，国外一些像样的拍卖公司，对待文物的态度是很严肃、非常实事求是的，他们的每件拍品都有档案，有的档案从十六七世纪就开始了，我们也应该改革目前拍卖市场上的一些做法，要培养更多的鉴定人才，特别是高级鉴定人才。

    4  文物目鉴要与文献、出土文物、科学相结合

    文物鉴定大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先生深知文物鉴定“很复杂”。他说，虽然国家有明确的文物分级标准，但真正要定级是很难的，文物鉴定也常常会有很大的意见分歧，同样是知名专家，你看这件东西是真的，我看却是假的，你说是好的，我说不好；这位先生帮上海博物馆买的东西价高一点，另一位先生会说这么高的价钱买的是假东西。

    “因此启功先生当年曾给我传授过他的‘经验’：一是‘我不鉴定’；二是‘知物不知价’。启功先生对我说，你就是看了东西也千万别出价，如果价格说高了，还会被怀疑背后收回扣了。”

    怎样尽可能准确鉴定文物，识别真假，提高鉴定眼力和水平？史树青先生向与会者传授了自己的三条经验：

    一是不管是历史文物还是近现代文物，都必须与文献相结合，要多读书，发现文物了，要查书去，向书本请教，通过书向过去的人请教，仔细多看一点当代的古代的书。“过去琉璃厂的学徒很少看书，只凭老师傅传授的经验，这不行。”

    二是现代流传的文物必须与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相结合。我国历史悠久，出土文物很多，要知道这些文物当年是怎样出土的，古人是怎么鉴定它们的，古人留下了什么研究报告和书目，要懂考古。

    第三是“眼学”要与科学相结合，很多老先生凭“眼学”来鉴定文物，效果是不错的，但很多东西也要结合科学实验、科学化验和分析，如很多青铜器、陶器、瓷器，它们的质地、用料就可以进行科学化验、分析和比较，请科学院来鉴定，效果会更好。

    记者请教史树青先生，科学实验能不能完全解决准确鉴定文物的问题？史先生说，这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它代替不了老先生们的经验，代替不了目鉴。有时书画用纸和墨都确实是几百年前的，但上面的字和画却是现代人“创作”的，这样的“文物”靠科学实验是鉴定不出来的。

    不少专家指出，由于历史原因和教育体制等多种原因，大专院校没有设立文物系科，只有一些民间协会和短期培训班之类，但这样短期内速成的人才，很难真正理解中国深厚的文物历史及其多层次的内涵，更难真正掌握文物的知识及真伪鉴定技巧；同时有些授课教师也不同程度缺乏市场经验，一些文物鉴定理论离当代市场实际愈来愈远。

    于是，应运而生的中华民间藏品鉴定委员会及同时宣告成立的北大资源美术学院文物系，得到了各路文物大家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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