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刻碑纪事据说起源于周穆王，《穆天子传》曾记载周穆王“弇  山刻石”，但碑文早已失传。现存最早的刻石碑文是秦始皇时代的。公元前221年，这位皇帝老子统一中国，第三年就率群臣东巡，登上泰山极顶，“周览在极”。丞相李斯为歌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在泰山撰文并刻于石头上，这便是有名的泰山刻石。随后，洋洋得意的秦氏又在碣石、琅琊、文登等地刻石纪功，开了树碑立碣之风。“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刘勰.《文心雕龙》)此风日益盛行。于是，国中便产生了一种独具风韵的文化──碑学。华夏大地上也多了一种文化景观。

    其实在先秦时期，碑并非用于纪事。春秋时期，碑有两个用途，一是立于宫庙前“视日影，引阴阳”，用以推算时间；一是立于宗庙大门内，拴供祭祀用的牲畜。战国时，又指墓穴前用以引棺木入墓穴的石条。后来，人们便在这块石条上书写文字，追述死者的功德。秦代以前叫“立石”、“刻石”，汉朝以后才叫“碑碣”。唐代以来五品以上官员用碑，龟趺魑首；五品以下用碣，方趺圆首。后世便混称为“碑”，碑文是从殷周时代铸器刻字转化而来，分碑志和碑铭两种，“以石代金，同乎不朽。”作用都在于纪事歌功颂德。

    但是，古往今来也有例外者，一是碑上不刻一字，称“无字碑”。其中有两方最为出名，一方立于泰山极顶，传说是汉武帝所立；一方在陕西乾陵，是武则天的“杰作”。这两方碑只有碑体，却不着一字，千余年间经风沐雨，以无言的含蓄面对世人，面对历史。虽经沧海桑田，但它们仍以巨大的“魅力”吸引着无数迁客骚人高吟长叹，感慨不已；吸引着无数史学专家推今论古，引经据典，真可谓此处无声胜有声。

    另有一种，碑文并非歌功颂德，而是记述了被“碑”者的种种劣迹和丑行。以警后人。这种碑名气不大，远没有前两者那样被世人所熟知。然而它却以独特的内涵把碑碣文化推上了一个新的层次。

     前些日子，朋友寄来一份史料，从中得知广西兴安县便有一方这样的碑。它于1916年冬由“阖邑公立”，碑文是“冒功累民，浮加税赋。兴安知事吕德慎之纪念碑”。

    据史料介绍，吕德慎这个名字颇为好听的县太爷，其实既缺德又缺慎独之心。碑的正文仅八个字便概括了他的“政绩”：好大喜功，骚扰百姓，大搞浮夸风，擅自增加赋税。因此激起民愤，1916年，兴安的老百姓拦路告状，舍得一身剐，终将这个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土皇帝”拉下了马，随后又立了这块“耻辱碑”，既是对历史的定论，同时也警示“后来人”。从此“吕德慎”可谓“名垂史册”，遗臭万年了。

    纵观古往今来的碑碣，因主要用来歌功颂德，未免掺杂了许多浮夸的成分，皇帝官员自立的，碑文往往文过饰非，自吹自擂；臣下代立的，更少不了恭维奉承，溜须拍马。这些功德碑碣有的让人凿掉了，有的随山岩崩塌倒毁了，有的在自然岁月中风化了。留传下来的，后人所注意的也绝不在其歌功颂德的内容，而在于其文字形式。即便是拓了碑文来读，也往往是看中了那碑上的好字，不是念及记叙的功德。因而张继在《读峄山碑》中精辟地写道：“谁知颂德山头石，却与他人戒后车。”

    倒是“无字碑”的竖立者们更为高明，是非功过留于后人评说，既显得谦虚自知，又表现出一种高深的城府，见仁见智，少去了诸多麻烦与嫌疑。

    与那些歌功颂德的碑碣相比，“耻辱碑”虽少，名气不大，但其作用却是难以估量的。它一针见血，不仅使碑的主人“终生不忘”，甚至生不如死，而且使后人汗颜，引以为戒，远比光罢官、判刑要更深刻、更有效。站在这种碑前，一定有人汗流浃背，有人胆战心惊，有人追悔莫及，有人自感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杭州西湖畔的岳飞墓前，铸有奸臣秦桧的跪像，它其实与耻辱碑有异曲同功之妙，只不过是以铸铁代石碑，以人像代文字罢了。千余年间，游客们来到这里，无不唾弃、咒骂，以致明代一位秦姓青年叹息道“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

    其实，任何碑碣，无非是一种形式，而形式是不能永存的。其德行真正永存的只有一种──口碑。所谓人心是秤正是如此。君不见多少碑碣颂扬的人物早已被世人所遗忘、所耻笑、所唾弃，而“有的人虽然死了，但他依然活着。”其魅力正在于用自己的心灵在人们的心灵上竖起了一座丰碑。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才是真正大写的人，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生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生。

     《五灯会元》卷十七说得好：“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 推荐关键字：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