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晚期规模宏大的汉代村落遗址日前在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三杨庄被发现。考古学界称，该村落遗址展现了汉代农耕社会的丰富概貌，其考古价值堪与意大利“庞贝古城”相媲美。

    目前清理出的四处房屋遗址，有诸多类似之处。坐北朝南，光线充足，二进式的庭院布局，内设小范围的活动场地，各自有水井、厕所和石臼、石磙等各种劳动和生活用具，自成体系。

    在第二处庭院中，有一处非常特别的编织遗存展现在大家眼前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陶渊明笔下诗意的乡村景象，似乎是我们对古代农人生活的全部想象。然而，生活在陶渊明之前、距今两千年的汉代平民，他们究竟如何劳作，又怎样生活？

    2003年6月24日，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三杨庄的一个偶然发现，无意中开启了我们与汉代平民“对话”的通道。如今，经过两年多的挖掘工作，四处汉代平民生活的遗址，从5米多深的淤沙中逐渐显露。另有三处庭院遗址，封存地下等待挖掘。“内黄三杨庄汉代遗址首次以实物形式，大面积展现了西汉晚期的农耕生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海旺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站在这沉睡两千多年的遗址前，历史汹涌而来。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他们身份如何？他们为何离开？何谓“代田制”，何谓“聚”、“落”？这些过去只能从文献和汉画像石上推测的史实，由于三杨庄汉代遗址的发现，面目或许将变得清晰。刘海旺认为，考古发现的实物，将弥补过去史料的不足，纠正或明确说明文献上的记载。并且，这本埋藏地下的历史书，还能帮我们解答诸多关于汉代建筑、农耕文化、社会结构的疑问。

    “三杨庄汉代遗址规模宏大，田中有民居，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农业遗迹。”因此，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院长高崇文甚至认为，“怎么强调它的意义和价值都不过分。”

    板瓦简瓦扣用，凸现汉建筑特征

    内黄三杨庄汉代遗址的所在，是黄河故道上的一片淤沙地带。土地贫瘠，略显荒凉，很难想象，这片黄河边上的冲积平原，曾经是麦香连连的农耕乐园。“三皇五帝中的二帝——颛顼、帝喾的陵墓就在离这里二十多公里的地方。之前，这一带还发现过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刘海旺分析说，从远古时期开始，这里就是农耕文明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

    2003年6月24日，内黄县所实施的“引黄入内”工程施工时，突然在地表下5米左右发现了露出的房屋一角。之后,陆陆续续地，四处类似的房屋遗迹在同一土层上出现。它们究竟是何时的建筑？附近是否还有类似的遗存？当年7月8日，接受考古任务的刘海旺来到现场。“最开始，在现在命名为‘一号遗址’的地方发现了一些瓦顶。瓦不能移动，只能根据瓦的形状和纹饰，笼统地认为是汉代到南北朝时期的房屋。”

    遗址中清理出的瓦片大约有40公分长，是目前所用瓦的两倍左右。“‘秦砖汉瓦’，汉代的瓦最大，南北朝以后，瓦就越变越小了。”刘海旺说。阳光下，有一处遗迹的板瓦和筒瓦整齐地扣在一起，一如房屋未塌毁前。板瓦如板而略有弧度，筒瓦盖在板瓦之间的缝上，做防水之用。刘海旺说，板瓦和筒瓦同时使用，也表明这是一幢汉代的建筑，“北宋以后，普通民居就不能使用筒瓦，只能用板瓦，这是一种规矩。”

    当考古人员从第二处房屋遗址中清理出有“益寿万岁”字样的瓦当和“货泉”铜钱时,历史的信息似乎更明确了。这是目前从遗址中清理出的仅有的两件有文字的东西。“货泉”是王莽时期（公元9年至24年）的钱币。综合板瓦和筒瓦的纹饰和形制、陶器的形制等整个器物群的特征，考古学家把这一遗址的时间，定位在西汉末至王莽初。

    房屋不是冲塌的，格局依然

    一堆筒瓦碎块遗落在地上，房屋西南侧还有一个小型的拌泥池……似乎，这一户人家正在维修房屋的时候，突然停下来了。房内没有留下任何人或动物的痕迹。和这一户人家一样，周围的几户农家，似乎也是在或编织或农作或嬉戏的时候，突然离开了这里。

    这是一次集体的迁徙吗？他们为何走得如此仓促？

    考古学界认为这得从黄河说起。刘海旺解释说：“很早以前，黄河一直被称为‘害河’，在汉代，这是仅次于匈奴的灾害。据推测，西汉晚期黄河不太稳定，在王莽时期曾经发过一次大水，当时国家动乱，没有治水。”

    他提及的这次黄河泛滥，史载于《汉书》，这次连绵数十县的水害，凝固了三杨庄遗址的历史，让两千年前的农民，以直观的方式再次讲述他们的命运：

    他们至少在这里居住了百年，五口之家，安居乐业。有一天，泛滥的黄河水溢上了河岸，人们不舍地看着自己辛苦盖成的房屋以及尚在耕作中的农田，含泪离去。甚至，我们还能想象，这次的黄河水涨得并不快，逃难的人们不仅带走了钱币、细软，还牵走了家里的牲畜。“应该还有牛车，可以拉走值钱的东西。”刘海旺推测说，“但也并非很从容。如石器、陶器等日常的东西，根本没有精力来拉走。尽管买这些东西也是不太容易的。”

    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这些背井离乡者们目光所及处，黄河水逐渐漫过田野，最后漫过他们的屋顶。“这些房子并不是被冲塌的，而是由于长期浸泡而倒塌。正因为如此，房屋的格局依然完整。”

    西汉末的这次黄河泛滥，一直到公元69年东汉王景治水,始得太平。“王景治水后600年间,这一带没有决过堤。”数百年间,三杨庄汉代遗址宛在水下——黄河水起起落落，水下的庭院始终保留着当年泛滥时的格局。

    唐代以后，黄河向北摆动，到北宋中期后，从此彻底脱离目前内黄所在地，纳入现在的黄河水道。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是荒无人烟的寂寥之所，刘海旺为此感到庆幸：“正由于以前荒无人烟，这一遗迹才能保存下来。”一直到解放前，内黄沙岗遍野，风力大的时候，沙岗还能随风移动。直到解放后种植槐树，这一区域才得到有效治理。

    如今的三杨庄，是一个总共七八百口人的狭长村庄。这是一个北方常见的村庄，一个村聚在一起，村里没有土地，土地都在村外边，一块宅基地与一块宅基地挨着，两家共用一道墙，在刘海旺看来，是“紧邻”，而不仅仅是“近邻”。三杨庄是建国后才建立的，时间并不长，但人类的足迹，分明已逐渐踏上这片沉睡的土地、这段沉睡的历史。三杨庄汉代遗址处于三杨庄的农田内，据刘海旺介绍，其中最近的一个遗址，距离村庄仅500米左右。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目前清理出的四处房屋，有诸多类似之处。坐北朝南，光线充足，二进式的庭院布局，内设小范围的活动场地，各自有水井、厕所和石臼、石磙等各种劳动和生活用具，自成体系，“五脏俱全”。在第二处庭院中，有一处非常特别的编织遗存展现在大家眼前。

    “这样的遗迹是第一次发现，我们甚至还能想象他们是怎么编织的。”根据现场留下的刻成凹槽的成对砖块，刘海旺推断，它用于编织一些大件的、比较粗的东西，如草席、盖房用的荆笆等。

    在宽敞的庭院的后方和旁边，种植有桑树和榆树。榆树和桑树都是汉代政府提倡种植的植物。“桑树可以养蚕，榆树可以做木料，做车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考古专家郝本性认为，这是由自然经济的条件所决定的。

    房屋的四周，清开淤沙，除去田垄上薄薄的红泥，耕作中的田垄就显露在考古人员面前。蹄印，道路，汉代人民生活的痕迹，在剥离了历史的尘沙后，终于一览无遗。

    田亩尚在耕作中，蹄印清晰可辨。“我们发现了大型牲畜的脚印，推测应当是牛，此外，还有车辙的痕迹。遗址内还发现了大型的铁犁，与‘代田法’正好配套。”

    “代田法”，是在汉武帝时开始推广的农业耕作技术。郝本性认为，这是一种让单位土地提高产量、无须休耕的方法：“古代使用漫撒法，植株比较密，空气不流通，产量并不高。‘代田法’最主要的步骤是在一年耕作之前，用犁铧笔直地耕出垄，种子播种在沟里，苗长出来以后，陆陆续续将垄上的土往沟里填，直到垄与沟平。”这种方法既能防止幼苗倒伏，又便于除草，有效地提高了产量。

    汉代的五口之家，占有百亩之地，由于“代田法”的推广，生产力得到提高。“农民有粮食吃，自己有牲畜，房子周围有桑树、榆树，完全能够做到自给自足。”

    孟子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的农业生活理想，似乎也在这里实现了。“西汉整个来说比较稳定，税收是三十税一，特别是‘文景之治’以后，生活是比较好的。”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一书作者陈文华说。

    “聚”和“落”，尚待解答的疑问

    汉代正处于中国农业经济的转折点上。之前的“井田制”，农民以耕种公田的方式交纳赋税，陈文华称此为“劳役地租”。社会经历王莽时期的动乱后，自耕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一去不返。“东汉画像石中多有豪强地主的庄园，高高的院墙，四周有角楼，还有比较高的地方可以瞭望，防止土匪和农民起义。”郝本性说，那时候的土地不再属于农民，他们若不依附于豪强地主，生命都得不到保障。《三国演义》中的袁绍，就是东汉末的一位豪强地主，拥有大量土地和家丁，太平时候耕作，动乱时分打仗。

    “如果能从三杨庄汉代遗址出发推测出西汉的家庭结构，往上推，就能知道‘井田制’是怎么回事，往下推，就能知道‘庄园制’是怎么回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在对遗址的单独院落形式感到惊讶的同时，想到遗址最重要的不是房子，而是一垄一垄的农田：“如果能留下这一遗址，就等于留下了一部汉代经济史。”他认为，星罗棋布的院落和房子的结构，将有助于解答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问题。

    “汉代的结构是郡、县、乡、亭、里、聚、落。但是，关于聚、落的史料很少。《汉简》提到某个人，通常只说到‘里’。里再往下边就是‘父老’，也就是聚族而居的几户人家中辈分高、德高望重的人，有什么事情出面调停。”郝本性认为四处院落中的第二处，院落比较大，且使用了比较考究的“益寿万岁”瓦当，石器、铁器等器物也比较多，应当是长辈，可能是“父老”的角色。旁边并排两个小一些的院落，规格完全一样，“我估计就是两个兄弟分家住的地方。”

    刘海旺也认为，房屋的规制能够看出地位的差别。“至少从目前发现的四处综合来看，第二处规格比较高，房屋的朝向和开间都比其他三处大很多，他们的地位上肯定有区别。”

    更多的信息，或许要等待以后漫长的挖掘过程来揭开。对刘海旺来说，这将不是一年两年，甚至十年八年能够完成的，其中将跨越漫长的时间。他们究竟是何身份？为何居住在这里？他们拥有多少土地？每家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所种的是什么粮食？生产力情况到底如何？周围还有多少有待发掘的庭院？有无墓葬群？随着发掘工作的继续，我们或可了解，在那遥远的汉代，在我们感到陌生的生活中，究竟藏着多少秘密。刚刚清理出的一切，对于三杨庄汉代遗址来说，只是故事的开始。

    三杨庄汉代遗址似乎凝固的生活场景，让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张忠培联想到了“庞贝古城”。然而，数千年来被突发灾害所“凝固”的历史，不止一个庞贝古城，也不止一个“三杨庄汉代遗址”。在刘海旺看来，黄河沿岸，还有更多、更精彩的故事，等待聆听。“如开封‘城摞城’的地下奇观，还有很多这类遗迹，如果我们的技术能够跟上，它们会更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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