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纽约决定大规模改造苏荷为现代化商业区,但经过长期争论,纽约市长终于决定全部保留苏荷区旧建筑景观,并通过立法,以联邦政府的名义确认苏荷为文化艺术区。几年时间内,苏荷文化艺术区帮助纽约成了世界艺术中心,但北京的国际艺术营似乎远远没有那么幸运……
2005年11月15日清早,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艺术家任思鸿就一连接到6个朋友的电话,都告诉他———“推土机来了,索家村真要拆了!”闻讯,任思鸿火速赶到索家村国际艺术营。这里,有他刚刚从朋友那里租下不久的工作室。
这已经不是任思鸿第一次接到艺术营要拆除的消息了,艺术营的艺术家们显然已经对提前两天得到的消息麻木了,他们没有做任何可能被拆除的准备。“当时来了很多法警,他们动用几辆警车堵住了门口,禁止人员出入。”雕塑家杨韬描述当时的情景时说,“被拆的那边,像尚扬这样的老艺术家,一生的精华就在自己的那间画室里了。尚扬的学生想把画作亲自从屋子里搬出来,但遭到了法警的严辞拒绝,后来还引发了争执。”
□一个循环十年的艺术悲剧
“这其实是一个循环的悲剧。”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丹青说,“从圆明园艺术家被驱赶,到后来有了宋庄、798、索家村,整个过程是一个良性的发展过程,社会的容忍度、接受度也在提高,但是却很不幸遇到了一个法律问题。”
著名艺术评论家杨卫也发文表达了类似的看法:“1995年,一个名为‘圆明园画家村’的文化村落被强行取缔,从此在地图上消失。十年一轮回。2005年,又一个名为‘索家村国际艺术营’的文化村落遭此厄运,被推土机强行推倒,化为了满目疮痍的一片废墟。同样是在秋天,同样是在万物凋零冷风飕飕的时节,两幕惨淡景色的对接,不禁使人怅然,令人伤感。”
如果说10年前的圆明园画家村是因为容纳了太多“社会不安定因素”而被取缔的话,那么今天则是不负责任的商人瞒天过海,东窗事发又“挟艺术家以令政府”,终被法律所制裁。中国的艺术家群体在十多年的变迁中,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建筑非法不是艺术的非法
索家村的非法性是无法回避的,但它的非法不是艺术上的非法,而是艺术营的建筑本身。当年,北京高又高公司从索家村村委会手里租赁下这片55亩的农业用地,盖起了那些层高7米的准备用做仓库的房子。但直到被北京市城管部门的卫星监测仪扫描,才发现这是一片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违章建筑。高又高公司决定开发一个类似798的艺术家创作空间,并把它命名为“北京国际艺术营”,是在艺术家李刚的建议下进行的。
其实在2004年初房屋建设开工不久,崔各庄乡规划科就得知,该艺术营项目未经规划和审批,于是发出了“停工通知单”。但经过高又高公司的协调,一个月后又复工继续建设
。
2005年5月11日,崔各庄城管分队向高又高公司送来《拆除决定书》。5天后,高又高公司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递交了一份《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重新审议。
就在工程刚刚开工、违规问题悬而未决的时候,艺术营的招租工作却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从2004年3月开始招租,短短半年时间里就有126名中外艺术家入住艺术营。
2005年6月10日,朝阳区人民法院下达了强制执行拆除的通知。在这个过程中,高又高公司向艺术家隐瞒了艺术营的非法性,直到6月12日,艺术家们才知道艺术营将于16日上午9时后被强制拆除。这个时候,很多艺术家已经在这里安家,而且为自己的工作室投入了数万元的房租和装修费用。于是后来就出现了艺术家们在地上、墙上刷了各种“SOS”求救信号,并围坐在地上反对拆除艺术营,进行保存“北京国际艺术营”百名艺术家签名活动。
活动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几天后,传出“出于文化建设的考虑,暂时不拆除艺术营”的消息。于是,高又高公司又向艺术营的业主收取了下半年的租金。艺术家继续在这里生活,几个工作室又开始继续装修。然而好景不长,11月15日,朝阳区法院对艺术营执行了强制拆除。
□艺术保护和政府规划孰轻孰重
那么,保护“艺术”的名义,与政府的规划管理,到底孰轻孰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教授认为,索家村国际艺术营是未经许可的违法建筑,拆除是合法的行政行为。但是依法行政的更高要求就是要看是不是符合法律的目的、原则和精神,而不是符合法律的条文。就这件事情来说,可以考虑罚款、修改和拆除三个方案,尽量选取损失最小的方案。
政府的公权力具有至上的权威性,拆除违法建筑本不是问题,但处理结果却能反映出政府的管理智慧。中国非常缺少像798、宋庄、索家村这样的艺术阵营。“40年代徐悲鸿留法,80年代陈逸飞留美,而现在发达国家的艺术家主动到中国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北京即将成为世界文化之都,这是历史发展规律。巴黎、柏林等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艺术家聚居地,但从来没有像北京这么大规模,发展这么快。”著名艺术家包泡说,这才是索家村事件的关键,“中国政府对当代艺术的发展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对艺术的接纳也还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