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在北京街头的“酷中国”

　　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向东约4公里的商务中心区（CBD）中，一片格外显眼的白色墙壁的复合楼群作为“新北京”的最前沿十分引人注目。这就是“建外SOHO”，它拥有商业和住宅楼等共24座，总建筑面积70万平方米，将于明年建成。

　　日本的山本理显（60岁）等建筑师参与了设计。纤细而洗练的剪影，咖啡店和时装商店鳞次栉比，繁华程度不亚于日本东京的市中心。

　　但是山本先生说，人气的原因并不仅在于设计。还有开放性的结构、住宅与办公室兼顾的SOHO式样。“是一种对以个人为核心的自由的生活方式的共鸣”。

　　建成的住宅楼已全部售罄。价格是100平方米的房间160万元，是普通市民购买住宅的10倍价格的高级公寓。据建设方的SOHO中国称，购买者以三、四十岁的风险企业的经营者居多，他们都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后文革一代”。

　　该公司本身也是由这一代承担的成立仅10年的新兴企业，董事长潘石屹42岁。前年，纳税额跃居国内该行业的第2名，对于其成功的秘密，被人一语道破，“做别人不做的事”。由此可以窥见保持每年10%增长率的中国经济活力之一斑。

　　距北京奥运会还有两年，在建筑热潮沸腾的北京，除日本的建筑家师，还会聚了来自德国、荷兰等欧美的星级建筑师。杂志中也编辑了题为“中国酷”（酷的中国）的特辑，尽管对设计的关注不断高涨，但“能够满足人们期待的建筑师还很少”（建筑评论家方振宁先生）。

　　日本较早地吸收了在受到欧美的绝对影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建筑，领先于韩国、其他亚洲各国和现在的中国。多样化的亚洲唯一的共同点，是无一例外都一直接受了西欧的现代化——这一不变的现实在具有3000年历史的城市中清晰地浮现。

　　对建筑热潮一致化的危机感

     “我们必须追溯到五四运动时期来思考”。

     1919年，在成为反日运动发源地的北京大学附近，该大学建筑中心的薰豫赣副教授（38岁）坚定地说。

     五四运动作为对日本扩张主义的抵抗，扩展到全国各地。但是据薰副教授称，目前的敌人是资本。全球化不仅破坏了街区的轮廓，甚至还威胁到中国的传统价值的存在。

     “的确，中国的技术还很落后。但是，这与文化的价值之间并没有等号。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更应该对本国文化拥有自信”。

     不仅是建筑家，电影导演贾樟柯先生（35岁）也担心地说“现在的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比日本更为激进”。

     去年，在日本也引起关注的电影“世界”，描绘了怀有梦想来到北京的外来务工者们异常艰辛的日常生活。在建筑工地拼着性命工作的民工，只得到一点慰劳金，就像蝼蚁一样被忘在一边。“脚跟沾不着地的浮游一样的感觉似乎正在现在的中国蔓延。”

     走过保留着古老街道风貌的胡同，虽然许多已经成了旅游，但在孩子们的笑声中，可以感受到普通老百姓不变的生活。既有人皱起眉头说“房子太破旧了”，也有年轻艺术家在回答杂志的采访时说，令人怀念的风景和人性的温暖是“自己创作的源泉”。

     在被拆毁的街道房屋遗址上突现的公寓大楼，对已经习惯了的亲切景观的惋惜之声，等等。记者向北京市城市规划委员会的温宗勇处长提到了90年代初，在泡沫经济顶端时期日本京都所见到的这些情景。温处长自信地说“我们去京都考察过，很有参考价值”，在2004年开始的新城市规划中，还提出了要保留胡同。

     但是，据自己也在胡同中生活的作家多田麻美女士（32岁）说，拆迁纠纷是家常便饭，打到法庭上的事也不少。

　　探索通往“脱欧美化”的道路

　　近10年来，中、日、韩、台湾、新加坡等地的专家之间，提出了建立“亚洲的建筑”的建议。尽管其定义有各种各样，如与自然共生，有效利用身边的材料等等，都是在探索弘扬不同于欧美的、亚洲固有的精神风貌。

　　果然在中国的工作不断增加的建筑师隈研吾先生（51岁）尽管对理念先行的讨论持冷淡态度，也还是从中国的张永和先生等人身上受到了刺激，而后者继续在欧美活动的同时，正准备将立足点放到亚洲。

　　交流的成果之一，是在万里长城附近建立的别墅群“长城脚下的公社”，这是亚洲12位建筑师分别设计的，隈先生的“竹屋”就是最引人注目的作品。

　　日本在大项目中还是不起用年轻人，而中国在这一方面早已超出，勇于尝试的年轻人不断增加。在张永和先生手下工作后，在北京经营建筑事务所的松原弘典先生（35岁）说，“与成熟的、所有都局限在预测范围内的日本相反的混沌状态，让人感到一种可能性”。

　　结束了单边增长的时代，过于闭塞的日本，今后将如何超过近代。北京的改观、中国社会的变化，不仅限于建筑，大概也是日本社会抱有的疑问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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