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4月，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在香港掀起一阵激荡人心的洪波。以我国著名实业家王光英先生出任董事长的光大实业公司，在这个各国企业家大显身手的疆场摆开了阵势。规模盛大的招待会吸引了多少香港实业界的金融巨头、企业大亨，各大报纸相继以显赫地位报道了这一重大消息，不错，光大实业公司是在香港注册登记的港商，它的总部便是设在香港，但是人们从王光英的身份不免私下揣测，这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举动。他们难免暗自盘算：王光英真的能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战场上站住脚跟？光大有能耐打开局面吗？

    诚然，香港实业界的人士没有谁不知道王大老板的名字，也并没有人怀疑他作为一个大企业家能谋善断的经营魄力。早在青年时代，王光英就读于北京辅仁大学化学系，他便胸怀实业救国的宏大抱负。他后来长期经营天津近代化工厂，在那样艰难的乱世，就以产品质量高、资金周转快而在企业界享有美誉。不过，香港企业界也有他们的逻辑，在他们看来，尽管王光英有三头六臂，他的光大公司能否摆脱国内厂商那一套条条框框，层层请示、公章旅行的拖拉作风呢？如果仍是如此，那么他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行情十八变的竞技场上，光大公司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

    但是，他们低估了王光英。

    光大公司精干的业务人员，在开业后的几个月里，像老练的侦察员一样到处捕捉着各式各样的商情信息。他们的目标是世界各地的二手设备，像一些外国厂商实行技术更新后拍卖的旧设备，也有的是在激烈竞争中倒闭的厂家盘出的设备，这些设备只要价廉物美、技术先进，又适合我国国情的需要，都是他们追踪的目标。

    几个月过去了，无数的信息纷至沓来，真真假假，它们一个个被分析，解剖，印证，核查，又被一个个地否定。终于，他们从多种渠道获取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信息，内容是有一批二手汽车要卖出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像是失落的电文一样，这个无头无尾的信息仅此而已，没有更多一点的内容。人们既不知道这批二手汽车是在中东，还是在亚洲，或者欧洲的某个仓库，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汽车，数量多少，价格如何。

    对于这个扑朔迷离、如同天书的信息，似乎是应该扔进字纸篓里。然而，光大公司的业务员三十八岁的曹文清不这样看。在王光英等公司首脑的支持下，他立即跟踪追击，顺藤摸瓜，从信息的各个渠道来源去进一步追溯，印证它的真实性。果然，几个消息最后通达一个权威的出处，信息是可靠的。

    几天之后，王光英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份重要的报告。

    “……在南美的智利，一家铜矿最近倒闭。矿主在矿山未倒闭前订购了美国‘道济’、西德‘奔驰’牌各种型号大吨位载重车、翻斗车共计1500辆，全部是新车，但是汽车买进后矿山便倒闭了。

    “为了偿还债务，矿主决定将这批新车折价拍卖。……”王光英看了这份报告，这位六十四岁的老企业家的眼睛突然亮了。

    闪电般的效率可以想象，在光大公司获得这一信息时，在香港，在智利的近邻，在全世界，这一信息已经是公开的秘密。1500辆二手汽车，这是一笔富有诱惑力的财产，王光英知道，在这个关键时刻，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金钱，他必须发动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王光英也深知，要发动一场内电战，仅仅有决心还是不够的，必须赋予采购人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权力。他决定把拍板成交的权力交给赴现场验货的采购人员。“只要质量好，价钱便宜，你们说了算。”这是王光英唯一的指示。

    一架银鹰将光大公司和有关方面的技术专家组成的采购小组，带往大洋彼岸的智利。在一座规模宏大的体育场里，1500辆崭新的各种载重汽车，像一支庞大的机械化兵团，井然有序地排列着，像是等待它们最后的命运。破产的铜矿矿主临时租了这座体育场作为车库，车子都涂了防锈油，定期有人来保养，为了防止意外，矿主还雇了许多保镖照看这批车辆。

    光大公司的采购小组对一辆辆汽车进行了现场验货，同行的汽车技术专家象体格检查一样对这批货物进行了严格的技术检验，它们的质量是令人满意的。

    谈判也出乎意料地顺利。经过一番紧张的磋商，讨价还价，这批载重七吨以上，三十吨以下的载重汽车，智利矿主同意以原价的百分之三十八的低价全部售给光大公司，仅此一项，他们为国家节约了2500万美元的外汇。

    闪电战成功了！当谈判的双方举起酒杯，为这笔交易的顺利达成而庆贺时，光大实业公司的业务人员不会忘记，从发现这个信息到做成这笔生意，仅仅用了三个月。

    就在光大公司的采购小组忙于和智利方面办理签约换文以及繁琐的善后事宜的当儿，一个美国迈阿密的大老板闻讯后立即用电传联系：“只要你们把这批货让给我，我给你们三百万美金。”

     王光英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拒绝美国商人的要求，把汽车迅速装船监运回国。

    当这批西德的“奔驰”牌、美国的“道济”牌的大型载重车，远涉重洋，由南美的智利抵达我国的上海港、青岛港、天津港……，在中国经济建设的大道上飞驰时，光大公司的业务又已经大大发展了……

    人大代表无上光荣

    王光英曾当选为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当谈到1954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时的情景时，已是86岁高龄的老人分外激动，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至今难以忘怀。他说：“我是1954作为天津市工商界代表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当时，参加这个会议的有1226名代表，代表着全国6亿人民。我为自己能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感到无上光荣。”

    王光英还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9月1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的。那时开大会代表的座次是按姓氏笔画排的，由于‘王’字的笔画少，所以我的座位在面对主席台的第一排。每次开大会时，我都能近距离的看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风采，聆听他们的声音，使我感到很幸福。我深知人民当家作主的日子来之不易。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英勇奋斗，枪林弹雨，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才取得了革命成功，迎来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那时，我就暗下决心，永远听党的话，为广大人民谋利益，做一个合格的人大代表。”

    王光英回忆道，“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并致了开幕词，刘少奇作了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那次大会通过了宪法和全国人大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几个重要法律，并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还选举了新的国家领导人等。从9月16日至26日的10天时间里，会议就各项主要议程进行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整个会议始终保持着一种非常民主和融洽的气氛。特别是分组讨论时，代表们争着发言，大家都能充分发表意见，包括不同的意见和批评意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也非常重视代表们的意见，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

    难忘的1954年9月，难忘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那时起，我国的国家权力开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了，这是我国政治进一步民主化的伟大成就。

    “红色国舅爷”

    王光英生于“五四运动”爆发那年——1919年的农历7月17日。王光英的父亲王治昌是民初北京政府的代理农商总长，政治上属于革新派，因不能忍受北洋军阀丧权辱国，于北伐战争前一年息影京门，不再做官。抗战中，他不顾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利诱，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并支持他的夫人掩护北平的地下工作者，受到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的赞许。王光英的母亲董洁如早在五四运动前就要求妇女从封建压迫和束缚下解放出来，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最早的学生。她曾有三位亲友与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烈士一起在军阀的绞刑架上就义。她养育的11个子女中，有6个在解放前就加入了共产党，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其他几个也都是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王光英的妹妹王光美嫁给了中共领导人刘少奇。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此后，外电有称王光英为“红色国舅爷”。十年浩劫，刘少奇蒙受了千古奇冤：王氏家族因受到刘少奇的牵连，王光英蒙冤被关在秦城监狱8年，吃尽了苦头。

    “红色资本家”的来历

    1938年至1943年，王光英是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的高才生，毕业后留校当过一年助教。王光英在校成绩优秀，因而就有工厂请他以技术入股作为股东。于是，他成了王家诸多兄妹中惟一的以技术起家的资本家。1944年，王光英与友人合伙在天津创办近代化学厂，这是一家中小型工厂。正值抗日战争最后两年，形势非常酷烈，他冒着很大的风险，越过敌人的重重封锁，把一批批军需物资、医疗用品运到平津周围解放区。在这些军需物资中，也包括他的化学厂生产的可用来制造导火索的高纯度硫化氰。因为爱国，他后来还被当作“共产党嫌疑”坐过日本宪兵队的牢。

    1955年末，中国掀起了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当年10月29日，毛泽东邀请当时正在开会的全国工商联全体执行委员到中南海怀仁堂座谈改造问题。时任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的王光英身体力行，积极带头投入这场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潮，把自己的私营企业变成公私合营企业。1957年4月22日，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应邀访问中国，在周恩来总理陪同下由东北转道天津赴上海访问。飞机停落在天津机场时，已时近中午。周恩来总理在机场贵宾室里请伏罗希洛夫一行吃饭，同时让天津的几位工商界代表人士——朱继圣、毕鸣岐、王光英作陪。席间，周恩来总理示意王光英向伏氏敬酒。王光英满满斟一杯酒，走向伏氏举杯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我们资本家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也逐步认清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我们惟一正确应走的光明道路。您是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之一，今天我不称您伏老，而称您为伏罗希洛夫同志，以同志身份祝您健康长寿。”翻译把这段话译成俄语，伏罗希洛夫举杯一饮而尽，对王光英说：“使劲地为这位同志的话鼓掌啊……这不是平常的事情。中国经过长时期的流血革命，现在找出一个不用流血的而用和平改造资本家的经验，这是有世界意义的。”接着又说：“再经过一个阶段的改造，你们一定会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那时，人们一定会忘记你们曾经是资本家。”说完，他热情地拥抱了王光英。当伏罗希洛大与王光英拥抱时，周总理在旁风趣地说：“你拥抱的是位红色资本家，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以后，香港及外国报纸上常称王光英为“红色资本家”便是由此而来的。

    从商——从政——再从商——再从政

    王光英曾经从政，担任过天津市副市长、民建中央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在天津，他还担任过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改革开放后，王光英被国家委以重任，担任中国光大(集团)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这是国内第一家驻香港公司，王光英以他丰富的经验，领导光大公司用中外合资的方式搞了很多大型的建设项目，如磨刀门工程、围海造田工程、江门桥工程等等。光大公司还在国内参股建了5家大楼和酒店，其中较大的是53层的京广大厦。在香港工作和生活的七八年时间，领导光大公司以引进海外资金为主，投资上百个项目，为我国一些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和国家能源、原材料工业及运输能力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经营才干和业绩举世瞩目。

    为了民族的振兴，他曾经几度从商：为了国家的强盛，他又几度从政。无论是从商还是从政，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王光英都做了很多，也付出了很多。后来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但不论什么时候，他总是那样平易近人。不论别人有名无名，他一律看作是自己的朋友，并在送客时照例亲切地送到电梯口，等到客人进了电梯才回身，他的这种平易近人的举止颇为人们所赞赏。

    1993年，74岁的王光英再一次离开经济领域，出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为了加强中国的法制建设，王光英投入了极大精力。他希望在有生之年把中国经济建设纳入法制化的道路，使国家经济得到长足稳定的发展。他不仅用了很多时间到各地视察，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参加执法检查及许多项的立法调研，足迹遍及全国。他还尽自己的最大可能，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开展各种有益于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有益于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有益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动。他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各种研讨会、博览会上，使各界人士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1998年，年近80的王光英再度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年事愈高，王光英的工作愈繁忙。这正如他所说的：“我从商——从政——再从商——再从政已经有几个‘轮回’，每个‘轮回’都开拓了我的视野，增加了许许多多老朋友、新朋友，因而每经过一个‘轮回’我的工作范围也比以前更扩大……”

    晚年的王光英依然生活得十分充实，十分繁忙。岁月的流逝，使他花白的头发渐渐稀疏，但他的双眼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同夫人应伊利结婚已经60多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两位耄耋老人同甘共苦，携手共进的爱情故事显得更加真诚动人。

    王光英夫妇的钻石婚

    王光英是名扬海内外的“红色资本家”，风风雨雨一路走来，幸有知心伴侣相扶相携。如今，王光英和夫人应伊利已经度过60年钻石婚。

    1942年8月22日，他们在教堂举行了婚礼。当时，在教堂穿礼服结婚的人还很少，但最困难的不是买不到礼服，而是王光英根本不是天主教徒。为了这个，王光英特意找了个同学，用一个星期的时间给他补习相关知识，考试时他们又在神甫眼皮底下打手势，使眼色偷偷提示，最终顺利过关。

    “在人生的路上，谁没有曲折坎坷，但幸运的是能和家人在一起，能感受到来自他们的关怀和支持”，王光英的夫人应伊利说。“在我因娘家田产问题被警察抓去时，我公公为我支招儿，亲自到警局协调；在我怀孕后犹豫着是要上学还是要生孩子时，婆婆给我最贴心也是最真诚的建议；我骑自行车上学，旗袍被自行车剐了一个大口子，婆婆看到后，让人找了块相似的布料，几下就补好了。有好多事情，看似小，实则却能让你感到足够的温暖”。正因为她和王光英在这样良好的亲情环境中生活，耳濡目染，在60年的婚姻生活中，几乎没有吵过架、拌过嘴。偶尔有了小争执，也会很快过去，谁都不放在心上。

    1952年，应伊利参加“土改”回来就进了天津市民建工作，这是她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很珍惜，王光英和家人也非常支持。遇到问题时，王光英会帮她出主意，有时也会提意见。在“文革”期间，王光英被关在秦城监狱，应伊利从当时全家仅有12元的生活费中省出一点钱，给他买点好吃的。而在每次探监的时候，他们都会相互鼓励，要坚强地活下去。应伊利探监也成了王光英生存下去的一种力量源泉，而这也正是她和孩子们活下去的希望。

    1975年，王光英走出秦城监狱，没有立刻恢复工作，而是在家里当起了专职炊事员，这一干就是3年，直到他恢复工作。当时应伊利在天津政协做文史资料的整理，事情非常繁琐，王光英心甘情愿地担当起照顾家庭的重任。他说：“小应给我做了一辈子的饭，我这3年算是一点回报吧！”这3年来，他的烹饪技术大有长进。当时，正逢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后，为了防震，大家都住在街上临时搭建的地震棚里，做饭也都在街边，用一块竹帘子充当门的功能。于是，经常有人掀开他家门帘，笑着说：“国舅又做饭呢！”

    在生活中，他们经常说：“连天气都会有阴晴，更何况人生呢！”所以，只要相信党，相信“早晚都会好的”，家人能团结在一起，前景就是光明的。最后应伊利总结了他们钻石婚的三大秘诀：

     一是夫妻之间的相互支持。我和光英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历经了许多波折，但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会彼此支持、相互鼓励。他在监狱时，我牵挂他；他在香港创业时，我鼓励他、支持他；我带着孩子独自生活时，他心疼我；我上班时，他帮助我。我们是人生的伴侣，最好的伴侣。

    二是有共同的爱好。光英的兴趣非常广泛，从京戏到滑冰，由静到动，统统喜欢，我也一样。共同爱好多了，话也就多。到现在，我们老了，仍会一起看戏，甚至是电视剧也都追着看。

    三是生活习惯相同。我和光英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连吃饭的口味都相同。现在光英仍喜欢吃我做的饭，他说我做的饭比较可口，所以，每天我都会给他做点好吃的。除了上面三点，还要有的是用快乐、宽容、温暖的心去对待自己身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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