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绍良先生：我国著名的作家、学者、文物收藏家。著有《敦煌变文汇录》、《敦煌文学刍议》、《敦煌写本坛经原本》、《绍良丛稿》、《红楼梦研究论文集》、《清代名墨丛谈》，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红楼梦书录》、《古典文学研究汇编·红楼梦卷》、《敦煌变文论文录》等。

    90多岁的周绍良先生住在北京远离闹市的地方，他的客厅静悄悄的，纤尘不染，厚重木质家具和老式摆设显出21世纪中国人家庭里少有素朴和古色古香。记者进来的时候，他在椅子里微微欠了欠身，问：“你叫什么名字啊？”待听到回答后，他大声说：“我见过你！”我，的确在此之前没有拜访或在任何别的场合接触过周先生，但他却坚持是见过，我只好暗暗接受他老人家的这番美意。周先生的身体在椅子里显得瘦瘦小小，略显疲惫。他的面前摆着一张几乎有小半个屋子大的书桌，书桌上的书应有尽有，上面是摊开的工作。他说《二十四史朔闰表》还有很多要修正的地方，《唐代墓志汇编》还要继续编，这些事情虽然他年纪大了，但有时间都要做。

    《记天津银鱼事》及其他其实，大学者也不光做“大学问”的，周先生顺手从身后的大书架中抽出了一本薄薄的小书递给面前的记者。这本刚刚出版的小书叫《余杂记》，谈的是近代中国民间的种种“小吃”。在谈“吃”中说学问，这真是一件趣事。

    随手翻阅小书，刚开篇就讲春天荠菜的吃法。据周先生说，荠菜并不是只有穷人才吃，其实中国的富人也好吃这一口，但富人和穷人在吃法上有点不同———同样的荠菜粥，富人要往里面加一点油，差别就在这“一点点”，这真是让人开眼界。接着谈腊八粥，周先生的断言，按《东京梦华录》的记载，此粥在宋代已经非常流行，但各地的腊八粥“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具体的就非常复杂了。此外还有诸如北京的小吃、北京的面、乃至北京的人怎么吃猪肉皮在这本小书中都有雅致的研究。

    我看这本小书，最觉津津有味的是《记天津银鱼事》。小文开篇介绍了天津银鱼的特点：体细长，通体透明，隆冬之时，溯江而上，由塘沽入海河，腹下有七个灰色圆点，俗称“七星银鱼”。接着记录了银鱼的主要吃法：斩去头尾，以鸡蛋和面成糊搅拌煎炸，也可以下火锅。而最有趣的是，周先生在文章中记录的一次一边和阿英先生品尝银鱼火锅，一边谈论银鱼传说的故事。喜欢民间故事的阿英当时介绍说，北方天津一带传说孟姜女哭长城的眼泪坠入海中化为银鱼。而据周先生本人则指出，无锡地方的传说是，孟姜女在秦始皇淫威的逼迫下纵身跳入了太湖，她的眼泪化作银鱼。天津和无锡是我国两个著名的银鱼产地，在银鱼的传说上都不约而同地依托到了孟姜女，周先生在文章中没有讲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只是说，这真是“太巧了”。

    我是怎样开始学术研究的大凡有了成就的学者，总要讲讲自己是怎样开始学术研究的。周先生对这个问题兴趣不大，想来因为是著名的周氏家族的后代，因为这个家族曾经产生了近当代如此多的学人，做学问在别处如果是个“异数”，在这里则是再正常不过了。所以周先生想来想去，最后还是讲到：是家庭的原因。家庭的原因是主要的，当然具体做什么样的学问还要看个人的兴趣和选择。周绍良先生说，比如，周一良后来到西方去留学，学的和做的东西和自己就不大一样了。而自己受“旧家庭”和传统文化的熏染要更深一些。比如，他致力于古典小说方面的研究就是家庭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促成的。战争频繁的年代，大量的时间是在家里消磨，那时候最常做的只有逛书店。逛书店不能闲逛，总要有一个具体的目的。当时，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在学术界影响很大，通俗文学的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周先生的逛书店主要就是按照《书目》，去寻找该书好的版本。孙楷第所整理的《书目》大体不讲版本，所以从版本的角度搜集和研究通俗小说是一个新路子，就特别具有意义。解放后，周先生把这一时期搜集的约6600册通俗小说全部捐献给天津图书馆，从那时起，他也成了我国小说版本研究的著名人物。

    周绍良先生的学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注重对“边缘”问题的研究。比如，他是《唐代墓志汇编》的主编，他整理了大量敦煌研究的资料。周先生认为，搞传统文化的研究，涉及到方方面面，不做边缘就没办法弄清事情的真相。陈垣先生做《二十四史朔闰表》、周先生本人编纂《唐代墓志汇编》都是这个目的。周先生说，今天看来，《二十四史》编纂中的疏误何止千万！如果不做边缘的研究，这些错误恐怕永远不会被纠正过来。

    生平受三位学者的影响周绍良先生认为，做学问的人主要要凭自己读书，在读书中发现经验、积累经验，然后成为一个专家。当然这一切也是要有了良师的指引之后。而他本人生平为人治学，主要受三个人的影响：孟森、陈垣和钱穆。

    周先生依次列举自己的老师，他说：“三位先生中，孟森先生去世的比较早，40年代就去世了。孟森主要做明清史的研究，写了不少很好的考证文章。我从他学习考证，孟森先生平常很少出门，也不与人交往，性格和‘我’比较接近。”

    “我和陈垣先生学通史，他那时在辅仁大学工作（陈垣系辅仁大学校长）。他要求我读本文（原文）、注书，这使我走上研究唐史、唐代文化的路。”
 
　“还有钱穆先生。我的‘近百年学术史’是从他学的。钱穆先生的优点是他的读书治学的方法能启发人。他给学生发讲义，但他上课讲的内容和讲义又不一样，钱穆先生从不照本宣科。他讲历史、讲文化、讲制度，都能互相联系、触类旁通、引人入胜，对学生的学习、思考都非常有好处。”

    周先生是著名的红学专家，作为一名注重实证的学者，他谈到他近年对《红楼梦》的问题还有一点思考。比如，在曹雪芹逝世的时间问题上，他从前比较同意吴其昌先生的看法，现在看来，还有些靠不住。因为“壬午除夕”毕竟是批书人批的日期，实际只是大家的推测。而曹雪芹的生卒等具体问题的争论，意义并不大，生卒何年，并不影响《红楼梦》的价值和曹雪芹的威信。

    对周绍良先生的采访是漫谈式的，周先生还是我国著名的收藏家和文物鉴定专家、宗教研究专家，他的待人是大家的随便风格，友善和蔼的态度。在90多岁的高龄还能够这样地谈话和做学问，周先生的一生是不是也得益于这样的处世和待人的风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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