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ocang.com　　　2006-05-08 09:55　　　来源：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周绍良先生已享冥福了。笔者有幸在周先生身边工作数年，亲炙教诲，获益良多。
　　
    周绍良先生（1917.4.23－2005.8.21）是著名的佛学家、敦煌学家、红学家、古代文学家、收藏家和文物鉴赏家。祖籍安徽省东至县，出生于天津，系著名实业家周学熙长孙，父亲周叔迦是著名佛学家，堂兄周一良是著名历史学家。周先生上世纪30年代师从古文字学家唐兰、文史学家谢国桢、历史学家陈垣等先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1980年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佛教图书文物馆馆长，1981年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1986年被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1987年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及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周先生还是第七、第八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委员。
　　
    作为一个收藏家，周绍良先生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1961年6月，他将收藏的6000余种珍贵明清版本小说捐赠天津图书馆；1979年3月，将30件书画捐赠北京故宫博物院；1991年将重金购买收藏的50多部《明大统历》低价转让北京图书馆；2002年5月，又将耗半生精力收藏的2600多件唐碑拓片转给国家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
　　
    周先生终生笔耕不辍，著述有《敦煌变文汇录》、《敦煌文学刍议》、《敦煌写本坛经原本》、《绍良丛稿》、《红楼梦研究论文集》、《百喻经今译》；合著有《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红楼梦书录》、《古典文学研究汇编·红楼梦卷》、《敦煌变文论文录》、《敦煌文学作品选》、《近代文论选》、《唐传奇笺证》、《资治通鉴·唐纪勘误》、《曹素公制墨世家》等。
　　
    接触周绍良先生是在1985年，那时我到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工作。在周先生指导下参与整理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拓片。周先生认为现存云居寺的《千人邑会碑》对研究辽代佛教史和云居寺刻经很重要，令我琢磨琢磨写篇文章。领命后我多方搜捡古籍，与拓本对勘，才发现历代诸书著录的碑文，各有异同，甚至妄有增减，错讹之字颇多，如《日下旧闻考》引《房山县志》、《畿辅通志·金石略》、《辽文存》 ，乃至《全辽文》等均如此。我逐字抄录碑文，对涣漫不清的字句与诸本校勘，仔细辨认。这次整理的碑文，我认为应是最准确的了。
　　
    《千人邑会碑》实际上是两篇碑文，即《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为辽代王正所撰，另一篇为《重镌云居寺碑记》为燕京悯忠寺抄主无碍大师的笔受弟子沙门智光所撰。两篇碑文共刻在一面，但《畿辅通志·金石略》的编纂者可能没见过原碑，误认为这两篇碑文一篇刻在碑阳，另一篇刻在碑阴。
　　
    据《重镌云居寺碑记》可知，《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最初为辽应历十五年（965年）王正应云居寺主持谦讽和尚所作，后因兵火伤缺。及至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又由王正之子王教出钱，由智光和尚将原碑文重镌上石，又在其后刻上了《重镌云居寺碑记》。在前一篇碑文中有“天顺皇帝御宇之十五载，丞相秦王统燕之四年”一句话。即辽应历十五年（956年）王正应谦讽和尚所作的，内中的秦王应即高勋，时任南京留守。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1629－1709年）考证秦王为南京留守耶律重元（见《曝书亭记》卷五十一），但据《辽史》耶律重元在太平三年（1023年）始封秦王，上距应历时代已有六七十年，事迹相差甚远，已不相及，当代史家陈述先生《全辽文》已指出其误。
　　
    由于捡核出诸种文献对此碑文抄录和考证的借讹之处，特别是朱彝尊考证秦王高勋的疏误，我有些一得之功的自满，在这篇考证文中我对朱氏批评道“不知何故，谬误至此”。
　　
    文章写毕请周先生过目，先生对这句批评朱彝尊的话大为不满，严肃地说：“怎么可以这样批评古人呢？古人写文章有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后人订正古人的疏漏是正常的事，不可以用这种尖刻的语言批评古人。”几句话使我惭愧不己。周先生是个温厚长者，宽于待人，不论古人今人都宽容相待，从这件小事上也可见周先生博大胸襟之一斑。
　　
    这篇考证文章我确实下了大功夫，抄录了数百张卡片，几易其稿，再次请周先生过目。周先生阅后说：“我怎么看着像读章回小说似的。”原来我过多地着眼依据辽史记载的宫廷人物的内部倾轧事件，有相当的推测和联想的成分，这实际上已背离了碑文撰者的本意，有些大概是撰写者也没想到的问题，考证过头了！
　　
    周先生看出我的思路定型，一时不易摆脱旧框框，干脆将稿子留下，亲自操刀。二三天后，还给我看。毕竟是文坛老将的大手笔，文章面貌焕然一新，但用的还是我原来的大体结构和基本素材，将离题太远的故事统统删去，在考证字句上更加准确和精练。周先生认为这篇文章写的不错，亲自推荐到《文物》杂志。我意署上周先生名字，周先生坚决不允。那时《文物》编辑石继昌先生尚在世，编辑此文刊出，这是我在《文物》杂志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通过写作这篇论文，我在学术的研究方法上有了重大突破，在对待前辈和同仁的研究成果上懂得了尊重和谦逊，深受教益。周先生尊重前辈，奖掖后人，具有真正学者风范。
　　
    联想到当今有的年青学者容不得古人和先辈犯错误，不是平心静气的指出疏漏之处，而是冷嘲热讽。先贤巨匠也有疏忽之处，但瑕不掩瑜； 另一方面，有的老一代学者对后学晚辈不是满腔热忱，甚至怕后来者居上。周先生为我们在这些方面言传身教，做出了表率。
　　
    我在整理明代末期的方册刻经《嘉兴藏》时，遇到版本上的不懂问题，就将这页书打开，然后漫卷着到周先生办公室请教。周先生见我这么漫不经心地卷着线装书，生气地说：“这几百年的古书怎么能这么随便地卷着拿着啊？”我第一次看到周先生生气，连曰：“是是。”
　　
    上述两件小事足可看出周先生对待古人，对待古代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记不得谁说过，人每天都应怀有感恩之心，感谢我们拥有的一切。而周先生正是对古人，对古代文化，对同行，对晚辈，都怀有一颗宽厚仁慈的心。
　　
    周先生学富五车，他是敦煌变文研究的开创者，在古代典籍研究、古小说研究、红楼梦研究，乃至古代墓志、古墨收集和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果，随便举出一项都是大家。如《敦煌变文汇录》为世界上第一部变文类材料总集，《红楼梦书录》、《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均与朱南铣先生合作）、《红楼梦研究论文集》为红学研究者必备之书。但周先生又极谦逊，从不提自己的成果，每出一书，必送我一册。每当我领受先生新著，赞叹先生的成就时，周先生总是发自内心的摇头摆手说：“片儿汤，片儿汤，都是哄人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周先生在学问上仍然自认为是沧海一粟，他对自己学术成就依旧深感不足和不满。以我的浅薄学识根本没有能力评论周先生的学术成就，我只能回忆一些点滴小事以窥周先生博大学识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