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作为全国书画鉴定专家组的成员，启功为上海博物馆的藏画把关，2002年他专程到上海参观“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而在上海博物馆收藏《淳化阁帖》的过程中，启功的鼎力相助更是推动了国宝的回归。虽然老人并不生活在上海，但他在上海却有不少的老朋友，对于后辈的指教令他们至今难忘，更是为上海的文博事业做了不少事情。

敦促《淳化阁帖》归国

    在得知启功去世的消息后，上海博物馆发出唁电。上博馆长陈燮君表示虽然可能赶不上启功的纪念活动，但是过两天还是会赶过去悼念。“在我们准备从美国藏家那里购买《淳化阁帖》时，启功先生给我们写过好几次信，并一再叮嘱要让国宝回国，他的鼓励对我们最后顺利迎接《淳化阁帖》起到了重要作用。”陈燮君说。

    启功曾经说：“《淳化阁帖》如能回归，将是解放以来最重要的文物回归。”足见其对于这一国宝的高度重视。而在他给上海市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的书信中，有“安氏阁帖四卷，今由尊馆收藏，物得其所，实属快事”的语句。

为人谦和幽默

    “最近几年启功先生到上博来时，我陪他一起看展览，我们坐在一起聊天，探讨的基本都是书法。他为人谦和，有大家风范，而且肯帮助、提携后辈，对于我们的讨教很热心。”陈燮君说。

    1985年初，启功与另一些鉴定大家来到上海，用一年的时间鉴定上海博物馆等的藏画。当时，启老的风趣幽默给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单国霖和研究员钟银兰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鉴定某幅画时，有些老先生可能会有激烈的争论，这个时候启老从不参加的，常以一句幽默的话来化解矛盾。”钟银兰回忆说，“晚年因为得了眼底黄斑，他眼睛看不清楚。有人找他看画时，他戏称自己是‘鼠目寸光’，没办法看。”

    对于老人的幽默，谢稚柳的女儿谢小珮也很怀念，“我是在父亲去世后因为要编辑《谢稚柳纪念集》才和启老有直接联系，他当时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却没有因此而消沉，”她说，“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他，他称自己‘现在走路了，长了六条腿’，说的是要扶着四腿的拐杖走路。”

学问人品皆大家

    在翻了日记后，单国霖告诉记者，自己最后一次见到启功先生是去年6月份文物出版社召开的《中国法书全集》的首次编委会上。“启老当时是坐在轮椅上参加的，因为绘画全集和碑帖全集都已经出全了，他表示希望趁着这些老专家都在，尽快把法书全集也出版，理清中国书法历史性发展的脉络。当时启老表示，希望可以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这套20卷左右的书，但是现在看来只能留遗憾。”他说。

    而在书画鉴定中，启功有着自己独立的看法，他首先提出了书画鉴定的模糊概念，认为书画鉴定跟写文章一样，用笔的苍劲或者无力都要靠自己去理解、体会。而在书画鉴定时发现不对的作品，启功也都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有一次在华盛顿我们碰到一张郭熙的山水轴，觉得画中的皴法等都太强调郭熙的风格了，以至于规范化，但当时有些老专家认为是对的。拿给启老看时，他评价说，这张画比郭熙还郭熙，意思是手法、风格太过鲜明，又没有把话讲明，恰当的说法令在场人佩服。”单国霖说。

    而除了书法和鉴定以外，启功在文史等其他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作品文人气息很浓，这和他的学术修养相关。而他在各方面的知识又使得他成为文博鉴定方面的专家，因为文物鉴定不是简单的技术层面，而要有文博背景，涉猎很多内容。”陈燮君说。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周慧珺表示，作为书法界的泰斗，启功的逝世是书法届的一大损失，“我们到北京开书法家代表大会的时候有时看到启老，听他讲话总能感觉到知识的广博，为人的和蔼可亲。尤其他在书画、历史、鉴定等各个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像他这样的大师不能说是空前绝后也是极少有的。”她说。

    不论职位高低，启功对于求字的人都是一视同仁。“二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去饭店看望启功，一进他的房门就吓了一跳，满地都是字。启老为向他求字的饭店服务员等工作人员的名字列了一个长长的单子，按照名单分别写好，摆在地上。这么多幅他写了整整一个下午，都透不过气了还在写。”钟银兰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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