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在国际文化生活中，“双年展”这个称谓已经约定俗成地具有标示“前卫艺术”的特指涵义，北京举办的双年展，如何与西方流行的具有“前卫艺术”特义的双年展相区别?国内此前有些双年展曾被国人批评为“西方双年展在中国的摊位”，北京双年展如何避免此类批评?
　　
　　王 仲：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操办的一些大型双年展，一直是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花样翻新的主要展示舞台，而一些名气很大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家，也都是在这些双年展上崭露头角、功成名就的，“前卫艺术”和这些“双年展”之间这种亲密互动关系，吸引了世界各地不少迷信“前卫艺术”的青年，大家都想前去碰一碰“鲤鱼跳龙门”的运气。毋庸讳言，作为一个有五千年文化积淀的东方社会主义大国，我们中国的美术发展道路，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美术的道路是不同的，我们要办的双年展，当然与西方办的双年展也会是不同的。这个显明的道理好象没有再商榷的任何意义。不久前，中国当代最具国际艺术洞察力的青年理论家黄河清给我来信，他说，“‘双年展’这个名字已深深烙上标举前卫艺术的特指涵义”，为了避免“标签混乱和语义混淆”而引起误导，建议北京双年展更名为“双艺展”或“北京国际绘画雕塑展”，他说这样更能“旗帜鲜明地标明自己的文化立场和个性”。他的意见很诚恳也很有道理，提出来是很有利于大家警觉的，也有利于帮助那些期望模糊概念暗渡陈仓的朋友们打消念头。但我认为继续使用“双年展”的称谓也可另有一番积极意义：（1）恢复“双年展”标示相隔时段的原本语义，（2）可以借用“双年展”已有的新闻效应反其道而行之，能够更有效地宣传中国双年展健康的美学观和艺术观。
　　
　　您问到中国双年展和西方双年展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问得好，问得很关键。我们这些策划委员如果搞不清这里的“区别”，稀里糊涂跟着感觉走，最后很有可能随着时尚的惯性把北京双年展办成一个西方双年展的蹩脚翻版。中国是一个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人口占全人类四分之一，它在首都大张旗鼓举办大型国际美术双年展，当然要有区别于西方双年展的东方中国理念和东方中国模式。如果中国办的双年展和西方办的双年展大同小异、面目相似，或者办成西方双年展的复制品和中国版，那还有什么意思？那还有什么必要如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区别”是一定要有的，而这个“区别”之处，很可能也正是我们双年展的特点、特色和创造、创新、“原创”之处。关于这种“区别”，在我们的《章程》中已有不少明白的表述。有三点我要在这里要重点凸现一下：
　　
　　（1）《章程》中明确表明，我们的双年展要“体现当代人类对真善美理想的追求”，这是本双年展核心的美学思想。《章程》中的三个中性的主题词“创新”、“当代性”和“地域性”，只有“体现当代人类对真善美理想的追求”这个美学理念，才可能有其实质的意义。如果在“创新”、“当代性”和“地域性”的名义下，搞假恶丑，搞病态变态，那是不符合我们双年展的《章程》的。明确地高扬真善美理想，是我们区别于西方双年展的第一个重要特征。
　　
　　（2）在2002年9月18日下午召开的北京双年展策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委员们经过4个多小时相当投入的讨论，最后确定了首届北京双年展的参届品种为绘画与雕塑，并将它郑重地写进了《章程》。这是一个很有美术史意义的下午，它重申了人类造型艺术概念的严肃性，并决定了中国双年展和普遍贬低架上艺术与混淆美术概念的西方双年展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质的区别。我们中国美术家非常重视人类通过无数世纪创造、完善起来的这两种伟大的艺术形式——绘画与雕塑，它们今天仍然是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所钟爱的艺术品种。我们的首届双年展一上来就首先重新肯定这两项正宗的造型艺术，意义是重大的。另外，我们的“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办的是“美术”展览，不是“艺术节”。如果办艺术节，我们就应该把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等艺术形式都请进来热闹热闹。但“美术”只是“艺术”的一个门类，它无权以“美术”的名义搞“艺术”大展。我们欢迎新的艺术品种出现，它可以丰富人类的文艺生活，但它必须要有独特的艺术本质，并迎得广大人民的喜爱，而且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新的艺术门类。时下有一些在艺术分类学上不好归类的非典型艺术新品种——实物拼组、观念表演和荧屏图象等等，它们既不好参加戏剧节、舞蹈节和曲艺节，也不好参加“电视大奖赛”，参加“美术展览”当然也是牛头不对马嘴。这些非典型艺术应该有志气有信心另开门类独立发展，不要以为非依附和寄生在“美术“门类上才能生存发展。在今天，当西方许多著名的双年展都在贬抑作为两大正宗造型艺术的绘画与雕塑、人为抬高不好进行艺术分类学归类的非典型艺术的时候，我们的双年展依然尊重和坚持人类大多数喜爱的绘画与雕塑，这不仅体现了中国人在美学观艺术观上的成熟，也体现了中国人在人格品德上的深厚修养。我们中国人是讲道德、讲仁义、讲诚信的人，对那种六亲不认、数典忘祖、背信弃义、翻面不认人的恶劣品性是很反感的，今天把绘画捧上天、明天又诅咒绘画该死、后天又要把绘画请回来挽救残局，这种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脾性是大多数有道德的中国人所不齿的。
　　
　　（3）《章程》中强调，双年展的入选作品要“注重美学品位和艺术质量”，这是我们区别于西方双年展的第三大区别。参展作品是否具有较高的“美学品位和艺术质量”，这当然完全要看作者的美学修养和艺术基本功的实际水平来决定。西方双年展不仅越来越排斥绘画与雕塑，而且也越来越排斥高尚的美学趣味和专业技术的基本能力，甚至鼓吹无学无术也可以当艺术大师。这样搞下去，我们的艺术越来越不像艺术，审美含量、情感含量、技术含量越来越稀薄，欣赏价值越来越低，最后只剩下一堆夸夸其谈、言过其实的空洞而无聊的观念。巴黎毕加索博物馆馆长克莱尔先生在1995年答意大利《艺术报》记者问时，对西方现代艺术圈内这种鼓吹“不学而能”的谬论进行了中肯地批判，他说“造型艺术不是某个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天才的突然显现，而是要学手艺，学技巧，使人能够以最快、最协调、最有力的方式表现自己要表达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要拒绝造型艺术的手艺和技巧的概念，而在其他知识和创造领域，如电影，人们都是完全自然地接收手艺技巧的概念。人们不可想象一个电影艺术家是不学而突然成为电影艺术家的。……舞蹈家们不能无视舞蹈的规则。为什么造型艺术可以拒绝这种技术知识？”克莱尔先生是一位有艺术良知的理论家，他对西方双年展虚伪繁荣背后的深重危机十分了然，对西方现代艺坛到处充斥着大量毫无造型基本功力而只会招摇撞骗的艺术骗子的混乱局面十分忧虑，对此他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大声疾呼“归返传统、手艺和学院主义”。克莱尔先生身处“前卫艺术”的龙潭虎穴，却敢于单枪匹马地站出来反潮流，这种独立求真的学术精神和人格精神着实令人敬佩。他的大声疾呼，当然并非是要“复辟”过去的学院主义，而是要扫除那些导致西方艺坛垃圾成灭的歪理邪说，重新恢复艺术的健康生机，重新恢复艺术的基本技能和质量标准。这位巴黎毕加索博物馆馆长的观点，和我们很接近。我们的双年展之所以要强调“注重美学品位和艺术质量”，就是为了避免西方双年展那种不重艺术只重哗众取宠效应的浮夸作风。我们是在办严肃的造型艺术展览，不是在办庙会和游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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