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ocang.com　　　2006-03-29 09:27　　　来源：

　　收录于《文选》的宋玉《对楚王问》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中的古曲如《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甚至约定俗成地固定下来，成了雅、俗音乐的代名词。可是这篇作品的真伪、文本流传以及古曲名称等问题，似仍有待发之覆。

　　从汉至唐，《对楚王问》是以两种不同的面貌流传着。一种保存在刘向《新序》及《文选》中；另一种出于《宋玉集》，仅在《文选》李善注中保存了一鳞半爪。两种系统的本子，不仅有繁简之别，行文的顺序及乐曲名称亦颇不同。《文选》卷十八李善注云：“宋玉《对问》曰：‘既而曰《陵阳》、《白雪》，国中唱而和之者弥寡。’然集所载与《文选》不同，各随所用而引之。”又《文选》卷五十五陆机《演连珠》李善注：

　　《宋玉集》楚襄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欤？宋玉对曰：唯，然，有之。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既而《阳春》《白雪》，含商吐角，绝节赴曲，国中唱而和之者弥寡。

　　《文选》李善注的引文体例是比较复杂的，可是他在这里明确指出了《宋玉集》与《文选》的不同，只是他也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这段文字，《文选》作：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征，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盖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两相比较，《文选》的文字更成熟且富于节奏感，《宋玉集》则质朴得多。

　　那么《文选》是以什么为依据收录《对楚王问》的呢？一个较为可能的答案是刘向的《新序》。二者个别文字的差异，可能是《文选》编者对《新序》校改所致。这些校改有合理之处，如改“威王”作“襄王”；但也有不合理之处，如改“《阳陵》《采薇》”作“《阳阿》《薤露》”。特别是“《阳阿》《薤露》”四字，暴露了《文选》对底本的改窜痕迹。此四字，《乐府诗集》作“《阳陵》《采薇》”，《襄阳耆旧记》作“《阳阿》《采菱》”。《淮南子》卷十六云：“欲美和者，必先始于《阳阿》《采菱》”，许慎注曰：“楚乐之名也。”《抱扑子》外篇卷四十九云：“宋、蔡之巧，阳阿之妍，口吐《采菱》《延露》之曲，足蹑《渌水》《七盘》之节”，杨明照先生注云：“《楚辞·招魂》：‘涉江采菱，发扬荷些。’王注：‘楚人歌曲也。’旧校：《文选》(《招魂》) 作阳荷，(张铣)注云：‘荷当作阿。《涉江》、《采菱》、《阳阿》，皆楚歌(曲)名。’”此数条，皆可证《采菱》、《阳阿》均为楚地的歌曲。故《襄阳耆旧记》“《阳阿》《采菱》”四字似最得其实。

　　此外，前人关于《下里》一曲性质的释解，亦有可资商榷之处。闻一多先生认为“《下里》当即《蒿里》之曲”，并怀疑它是齐国葬歌。这并不是闻先生的独创，晚明方以智即持此论，然而这种说法颇为可疑。这一说法与挽歌兴起的一些材料有冲突。魏晋时的学者，对《薤露》、《蒿里》出现于汉初有较为一致的看法。而人死后魂归蒿里的观念的流行，当是秦汉以后的事情(参余嘉锡先生《积微居小学金石文字论丛序》)，这大概是宋玉所无法预知的。闻一多也注意到了这些材料，却依据《世说新语》刘注作出了不同的判断。(《乐府诗笺》) 其实挽歌出现的时间与《薤露》出现的时间并不是同步的。闻氏的看法，可能是受到了下文“《阳阿》《薤露》”的影响，以为《薤露》既然是挽歌，则《下里》也当是挽歌，何况还有许多有力的证据。正如前揭所述，“《阳阿》《薤露》”四字实不足为据。而且在魏晋人眼里，皆视《下里》为与雅正之音相反的鄙俚俗曲，未见有把它视作挽歌的。所以，《下里》应当不是齐地的古曲，而是与《巴人》一样是楚地最通俗鄙俚的古曲。只有这样，才能在楚地“属而和者数千人”。

　　据有的学者研究，《宋玉集》的文字与今传所谓宋玉作品有明显差异的地方尚有几处。(稻畑耕一郎《<宋玉集>佚存钩沉》) 然则《对楚王问》的情况就不是孤立的。《宋玉集》的编者，之所以不采用《文选》较为成熟的文本，可能是因为《宋玉集》的编纂在《文选》之前，而《文选》的编者不满其简陋，因此采用了另外较为成熟的文本形态。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对楚王问》是经过润色以后的文本，或者像稻耕一郎所主张的那样《对楚王问》是宋玉轶事的改编。因此《对楚王问》是否是宋玉作品的原貌，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