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的《收获》杂志上,本市著名作家冯骥才开辟了一个新的专栏《田野档案》,第1期刊发的是《武强屋顶秘藏古画版发掘记》。该专栏一经问世,即引起了读者浓厚的兴趣。
就有关问题,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冯骥才。记者问,开设《田野档案》专栏,提出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请问你的民间文化抢救计划是怎样的?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需要多长时间?冯骥才说,我正在进行两个工程:一个是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是对全民族的民间文化进行拉网式的普查和梳理,一方面是用传统方式采风和文字记录,另一方面是用视觉人类学的方式,对民间文学进行调查,记录文学、歌谣、谚语,把它们拍成照片,用当地口音记录,这样我们的后代才有可能知道民间文化原本是什么样。另一个工程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在做的“中国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我们做得很艰难,没有钱,这两个工程预计要花10多年才能完成。
记者问,在这两个抢救过程中,你有何重大发现?冯骥才说,去年一年,我跑了7个省,感觉我对中国文化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中国文化真是博大精深、灿烂迷人,这些民俗其实就是历史的活化石。它们从未被记录,没有文化传承,也就是说在民间从未把它们当成一种文化,而且它们的消失速度快得不可想象。我举一个例子,中国民协到甘肃采访,遇到一个唱民歌的七旬老太太,因为没有准备机器,工作人员只得返回。当再度赶到那里时,老太太已经没有了。临死前,老太太还说了一句话:“他们怎么还没有来呀?”。也许这样的老太太就是民间的瞎子阿炳!我想,我的重大收获都会在《收获》上发表。
关于在《收获》杂志上开辟专栏一事,冯骥才说:“这是一个作家的本能。我对整个民间文化的关注,自始至终离不开作家的视角。在外来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的冲击下,我觉得民族的主体精神在逐步丢失。在最近的10到15年,这种丢失越来越明显。我们对自己的主体文化缺乏自尊心与光荣感。这时候,我想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要回到我们文化的原点来整理,来看看我们自己原有的文化载体怎么样。在这种冲击下,民族文化肯定是首当其冲的。我的整个想法和思维是,全凭写作已经无济于事,只有付诸于行动。至于谈到写作文体,我确实有意识地想开创一种新文体,把最有价值的东西写下来。但在写作时,我也确实很难把我写的东西归到文学的哪一类,既有散文的成份,也有纪实的成份,更有思想随笔和文化批评的东西。这几种东西用任何一种文体都无法表达我全方位的感受和内心的世界。所以,我把它们四合一地放在一起了,试图成为一种新鲜而完整的文体,大家给了它一个新名词:行动散文,我也接受,我觉得,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你只要做了自己应该做了,就足够了。”(天津日报记着周凡恺、吕健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