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ocang.com　　　2004-05-14 13:36　　　来源：

文物必须经过鉴定，否则时代不清，性质不明，甚至真赝莫辨，价值也就难言之矣。不过鉴定总受到认识水平的局限。鲁迅先生当年视海兽葡萄镜为汉镜，他的看法正打着那个时代的烙樱到了今天，不要说专业人士，就是业余爱好者都知道海兽镜实为唐镜。这说明，认识有一个提高的过程，所以鉴定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对于传世品来说，未经鉴定，就不应取得文物的身份。同时也应看到，尽管科学家为文物鉴定发明了不少新技术，但这些手段同样有其适用范围的局限。比如对若干书画作品和玉器的鉴定、对青铜器上的伪铭、对朝代相邻的瓷器等，多数还得由鉴定者凭自身积累的知识通过比较加以判断。因此，鉴定时出现未能一步到位的情况并不足怪。出土文物的鉴定条件要好些，特别是出自墓葬的，可以从墓室形制及伴出物中获取不少信息，使判断较有依据，有利于得出较准确的结论。不过在这方面也不宜说得太笼统，除了出土物中发现带纪年的文字材料者之外，均须反复排比、仔细研究。说得再严谨一点：即便有纪年材料，也不等于给墓葬贴上了绝对年代的标签。比如山东苍山卞庄发掘的一座画像石墓，出土的铭文中明确说：“元嘉元年八月廿四日，立椁毕成。”发掘报告遂把它定为南北朝时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之物。然而经过讨论，最后证明这里的画像石其实是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刻的。可见在进行有效鉴定之前，对某些容易产生误解的问题，不一定能一下子找到正确的答案。

如果未发现重要文物，讨论只在专业范围里进行，当然不必广泛惊动。然而如果这是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国之瑰宝，那就应当尊重群众的知情权。这时如仍对以讹传讹的现象听之任之，则有违专业工作者的良知了。

现在要说的是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铜奔马，这是一件大名鼎鼎、饮誉海内外、被选定为我国旅游业标志的重要文物。此马三足腾空，右后足踏一飞鸟。此鸟起初被当成燕子，故铜奔马又名“马踏飞燕”。后经学者指出鸟的尾端没有剪刀状分叉，不是燕，而是隼类猛禽。但也有人认为此鸟即《相马经》中所称良马“逮乌鸦”（速度超过乌鸦）之鸦。总之，飞鸟出现在马足下，无疑正反衬出奔马飞驰时的迅疾。但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同一侧之两腿同时凌空腾踔，而一般的马却只能同时抬起呈对角的两腿。前者被称为“对侧步”，是我国青藏高原所产浩门马、囊谦马之特殊的步姿。这样迈步不仅速度快，而且使乘马者无颠簸之感。在甘肃酒泉丁家闸十六国墓壁画、韩国庆州新罗天马冢出土障泥以及唐太宗昭陵六骏石雕之“特勤骠”等图像上，都能看到它们迈出的是对侧步。说明此类骏马自古就备受重视，而最早反映出这种步姿的雷台铜奔马之可贵更不言而喻。

但出土这尊铜奔马之墓葬的年代，发掘报告给排在东汉末，甚至明确界定为“灵帝中平三年到献帝之世”，时间断限压缩到短短34年；于是“雷台汉墓”在文物考古界成了一个极响亮的名字。然而早在1992年，何双全就在《文物报》撰文指出，此墓之形制具有晋代的特点，墓中所出陶器、铜叉、铜削等和敦煌晋墓出土物类似；而所出铜俑、独角兽等甚至与武威旱滩坡前凉墓之出土物相近。所以他怀疑雷台墓不是东汉墓，时代应更晚些。但何先生当时未能举出一种绝对不见于东汉的断代标志物。他提的问题虽不容忽视，然而这些例证仍可被看作软指标，仍在一定程度上为游移性留下空间，故尚难以论定。又过了一年，在《中国历史文物》1993年第6期上，史学家吴荣曾发表《“五朱”和汉晋墓葬断代》一文，指出：东汉时的五铢钱有严谨的规格，直径一般都在2.5厘米上下，重量为2.5克左右。魏晋时则不然，这时充斥市场的钱币中，除古钱外就是地方铸币或民间私铸之钱，大孝形制各不相同。特别是一种“铢”字缺金字偏旁的“五朱”钱，应非东汉钱币。它的出现是一项断代标准，凡是出这种钱的墓葬或窖藏其时代必然晚于东汉。而雷台墓出土的小型五朱，直径仅1.6厘米，较之直径2.5厘米的东汉五铢相去甚远。同类型的小五朱又见于西安田王西晋元康时墓及敦煌祁家湾321号西晋泰熙元年墓；故雷台墓的年代亦属西晋。

将所谓雷台汉墓改定为雷台晋墓，将铜奔马的时代改定为西晋，不仅不降低这件文物的价值，反而在存世青铜重器颇罕的西晋时代中，更显出其独特的辉煌。（光明日报孙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