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江（中国美院院长）：

今天参加座谈会的有这次参展的10位画家，有中国美术学院的师生，有浙江省艺评界的专家，还有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全国政协的领导和代表。我们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

首先，向大家介绍10位参展画家，他们是舒传曦老师、徐启雄老师、卢坤峰老师、曾宓老师、童中焘老师、刘国辉老师、吴山明老师、姜宝林老师、卓鹤君老师、陈向迅老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再一次感谢他们，感谢他们通过短短几个月紧张的准备，把自己最好的作品奉献给大家，奉献给社会。

今年5月23日，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浙江中国画名家作品展”在这一天开幕，有特殊的意义。我个人认为这个展览是浙江美术展览历史上规格最高的一次。在我印象中，由省委宣传部部长主持展览开幕式，由省长致辞，这样一个规格的展览大概浙江历史上没有过，而且来观看的人数也是最多的一次。昨天，浙江省属和杭州市所有的报纸都作了报道。这样全面报道一个画展，尤其在当下这个时尚社会，时尚文化如此盛行的情况下，传媒把一席之地这样整齐地留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展览，我想是很少有的。这就充分体现了浙江中国画事业之广，受重视之深。我在这里再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画展的背景。

这个展览最早源于今年春节，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浙江杭州西湖国宾馆过春节，他一直非常关心艺术界的发展。省里组织了一个笔会，这个笔会大概在座有十几位老师都参加了。在这次笔会上，李瑞环主席提出振兴中国画事业的计划，他认为，浙江的中国画在全国范围内，基础最好，队伍最强。提议从浙江做起，让浙江组织一个以中青年名师为主的展览到北京去展出。他当时说，他所要做的就是准备一篇很好的讲话，来为大家做宣传，来为中国画发展事业作宣传。当时在座的老师和我一样对这些话都记忆犹新。他还希望以此来带动几个有基础的省份到北京办展览，引起全社会对中国画的重视，开拓当代中国画创新和发展的新局面。这是我们这次展览的最早起因。
对这个展览，省委、省政府、省政协都高度重视，2月底省政协就组织了班子，由刘枫同志亲自担任组长，专门开会落实李瑞环主席的这个倡议。并确定了这个展览的学术宗旨是“弘扬民族精神，推出国画名家，再攀艺术高峰”，同时选出推荐人眩3月上旬，专门派人到北京汇报，并对全国政协的展览场地进行实地的考察。刘枫同志向李瑞环主席介绍了展览的筹备情况。全国政协赵喜明副秘书长亲自接待我们，并给予很多的帮助。回来以后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在3月底召集参展的10位画家，由刘枫同志颁发邀请书，开始了实质性的准备工作。10位画家接受了邀请之后，都积极地投入了筹备工作。有的将自己多年来甚至几十年来的绘画精品进行一次梳理，把收藏在外的好画借回来；有的乘着这几年自己创作的锐势，专门画了一批新画。经过这样紧张的准备工作，同时也经过省美协和中国美院国画系的紧张工作，这个画展终于布置出来了。根据原来的计划，这次展览是进京的预展，同时也是浙江中国画界的重要的学术活动，大家都希望通过展览和今天的这个研讨会，能够对我们进京的展览提出改进的意见，以便画家们对这些画作进行一些新的调整和修改，争取7月10日左右在北京全国政协会场展出。今天上午，省政协及全国政协的领导同志和我们一起商量了进京展的计划，赵喜明副秘书长代表全国政协表示要给予积极的支持，给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希望能把这个展览和研讨会办好，达到预期的目标。

这次活动是在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精神指引下，由政府支持和引导的重要的艺术创作活动，是浙江建设文化大省的具有实质意义的文化建设项目，也是浙江中国画发展乃至全国的中国画发展的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高层次的展览和学术活动。因此，我们大家在筹备这次展览的过程中都认识到，不要把这次展览仅仅看作是推出10位画家，也不要把它简单地看作是浙江的中国画进京展出的机会，而是要充分看到上面讲到的社会的意义，大文化的意义，并在这个基础上把展览当作一次严肃的学术活动来对待。通过名家作品展，通过名家代表性作品的展示，来梳理浙江的中国画发展的脉络，突出自己的特点，形成自己的优势形象，建造一条中国画发展的道路。

关于今天研讨的主要命题我想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对这次展览作品本身，进行评估评说，围绕着展览和各位画家的作品提出一些好的意见，使这个展览能以一个更好的形象到北京展出；第二个方面大家也可以谈一谈浙江中国画创作和发展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画的传统精神，以及这些传统精神对于当代中国画的创作和发展的意义。同时，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下在经济全球化的境遇中，在文化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下，在普遍的都市人群和都市生活的环境中，我们浙江中国画发展还面临哪一些问题。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何加林（中国美院副教授）：

我看了这个展览以后非常激动。我们是在这些前辈们的影响下逐步成长起来的。今天能有机会比较全面地欣赏他们的作品，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昨天我很认真地看了各位老师的作品和画语录。我的第一感觉是，他们的这些作品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一种精神，在哲学理念上来说，这是一个体和用的关系。我觉得在体的这一方面来讲，各位老师都做得非常好。面对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冲击，他们始终立足于优秀的民族精神传统去进行艺术探索，没有被外来的一些表面的东西所诱惑。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次的展览文质彬彬。我所讲到的文和质，质是他们对本质的把握，是他们对艺术本体内涵的一种追求；文是他们的一种表现形式，表现在作品中是每个人对不同语言符号不同风格的追求。在展览中，有些老师的作品是质胜文的，作品中对境界品格的追求，对传统思想的把握，是非常深的，虽然他们的作品从表面上看并没有给人以强烈的个人面貌，但它代表了一个民族对艺术内涵的追求。有的老师是文胜质的，比较注重个人面貌，通过他们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形式上的探讨和风格上的追求，要胜过对境界的追求。我认为，这个展览会对中国画的发展起到一个拨乱反正的作用。
黄河清（浙江大学教授）：

对我而言，这个画展象征着我们开始对中国自己的文化持非常肯定的态度，这是非常值得庆贺的。当今这个时代，大家都在谈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本人非常强调一个民族自己的文化个性和文化精神。我认为在未来的世界里，每个国家会更加强调自己的文化精神或艺术精神。最近我写了一篇小文章谈关于“时间崇拜”的问题，这种时间崇拜在我国目前的文化界和理论界非常盛行。
什么是时间崇拜呢？就是指现代人习惯于把时间作为一种最根本的、最重要的、甚至是绝对的价值标准。具体地说，这样的时间崇拜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叫做“以时间取代空间”，另一个叫做“以时间判断取代价值判断”。

所谓“以时间取代空间”，是指以时间思维取代空间思维，源于西方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一种“进步论”的概念，把全世界全人类的文化都排到一种时间的直线上，按一种物质科技的水平把他们排列成一种先后的秩序，而且同时假设西方文化处在时间直线上最先进的位置。所以“时间的思维”表现为一种西方文化独尊的地位，同时对非西方的文化和社会形态持否定的态度。而空间思维强调人类文化艺术在空间上的多样和差异。各民族的文化艺术，如斯宾格勒所论，就像“田野里的花”，形色各异。以时间取代空间实际上是把空间上事实存在的人类次文化艺术的差异状态转换成时间上的先进与落后，其实质是否定非西方的文化艺术。
第二点，所谓“以时间判断取代价值判断”，就是认为所有在时间直线上靠后的新东西就有价值，所有在时间直线上靠前的旧的、传统的、过去的东西就没有价值。也就是说是以“先后”、“新旧”的时间性标准来取代好坏、优劣、善恶、美丑的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我们评判一件东西时，看是好还是不好，而时间判断就是看是新还是旧。在这样的时间崇拜的状态中，新的——天然就是好的，旧的——天然就是不好的。这种时间的崇拜在我们今天的艺术理论界根深蒂固，极其有害。而今天这个展览，是在肯定、强调我们中国艺术在空间意义上的价值。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并希望在这样的方向上尽自己力量做一些理论上的支持。
看完了这样的展览后，我对各位名家的作品非常感佩。像童中焘先生的作品可谓笔精墨妙，我非常喜欢。而其他的作品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出我们中国的文化艺术精神。
范景中（中国美院教授）：

推出这10位老师，就文化建设来讲这是一个有眼光的行为。我赞同许江的说法，这次展览无论对于浙江的艺术繁荣还是全国的艺术繁荣都是一种有力的促进。

许江老师在一次讲演中曾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图像时代，图像越来越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无论是在家，或是走在路上，都会有大量的图像向我们冲来。这些图像的力量和魔力就在于它们使我们习以为常，而真正的艺术图像慢慢退到了边缘。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又不可逆转。这个现实让我想起了黑格尔所说的艺术发展过程要经历的几个阶段，其中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艺术被哲学化，走向消亡。它正被大量的也许是平庸的或者是广告性质的图像所取代。这样的情形，年轻人也许欢迎，而我这样的“保守派”就觉得这样的生活会乏味，会无聊。

但是看了这个画展后，我认为中国画的存在不应是一时的，而要万古流芳。因为在西方艺术已越来越趋向于大众化，（下转第4版）

（紧接第3版）在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又都不是艺术家的时候，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界限已经泯灭了。从传统意义上说的艺术，真正能存在恐怕只有在中国了。因为在中国有一批国画家，在坚持着创作，在延伸着中华民族的传统。就这点而言，国画的存在，表明艺术从传统意义上讲，还有它特立之地。
我的另外一个感受，是关于许江老师所讲的现代工具问题。他说在福建有一位摄影家，从三四十年代起，就拿着照相机进行拍摄。然而现代摄影技术使照完后的所有工作交由冲印店完成，甚至立等可取，他开始疑心自己是否该将照相机扔掉，但是他对照相机有着深厚的感情，舍不得。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古老的工具存在

还有什么价值？我认为还是有价值的。这次展览的作品就证明了，笔墨既有传统的又有创新的，尤其是青年一代在接上来后，他们会将笔墨延续下去。古老的工具还有年轻的生命。就这点来讲，我认为这次画展对整个中国的文化艺术具有一个非常深远的意义。
第三点，许江老师讲演中讲到一幅摄影家拍摄的城市照片，摄影家从远处拍城市的轮廓，而近处有一个孩子骑在墙上，作品把现代城市的那种既让你厌恶，又让你无法阻挡它发展的步伐的矛盾心情表现出来。恐怕人人看到现代化的都市都有这种心情。老的房子、旧的小巷日益稀少。我就经常对朋友感慨，如果你到欧洲城市转一转，你会觉得自己是走在历史当中，而在中国的城市转一转，你会觉得中国的千年古老文明没了，城市似乎都是只有十年历史的城市。而且，走到每个城市都很相似。所以，这样的摄影确实寓意深刻。就这一点讲，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古老文明，恐怕就只有靠我们的古书、古画以及陶瓷等几种古玩来传承。浙江要建设文化大省，李瑞环主席所强调的国画的发展是一个长远的思考。恰好从历史上讲，我觉得浙江的国画在中华民族的艺术史中也是举足轻重的。自从南宋迁都杭州之后，李唐等一些大师就此将北方画派的雄强的画风带到了杭州。到了元代，复古派的赵孟兆页，继承董源一路画风的黄公望等人的出现，使浙江把南北两派汇于一地。从明代的“浙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对院派的传承，而后来的发展却是多样化。大师的形成和浙江的山灵水秀是分不开的。我觉得我们有这么好的传统，又有中国美院国画系这样强大的现实基础，所以这次画展不论从历史上还是现实上都是有强大的根基的。尽管有些老师非常谦虚，但画展中确实有一些画可以称之为大家的画。就如我所说，我们的现实，我们的历史，都要求我们拿出比现在的画展更好的作品。匆匆看了一圈，直率地说，我觉得还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希望7月的进京展中能够再精益求精。这样才不辜负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传统，和滋养我们的这一片土地。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希望。因为我觉得中华民族的艺术传统命脉就寄托在我们这一批国画大家的身上。而年轻的一代更多被多媒体所吸引。虽然多媒体也很好，但是它不可能担负起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重任。作为一个观画的读者，我对参加和没有参加这次展览的画家，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我经常为能欣赏到好画、名画、大师的画，感到幸福，也就是古人说的眼福。并为那些不能欣赏，或不能欣赏到好画的人感到遗憾。相信在座各位都和我一样，希望看到中华民族的国画传统能够万古长青。

许江：

很感谢范景中教授的讲话，我想做一些补充，免得因了一些误会成为大家的靶子。刚才举到的例子我要完整地表述一下我的意思。我历来是将图像和绘画分开的。我认为在我们的艺术世界中，绘画是一个动词的世界，绘画是人和世界同在、渐行渐远、共进共退的这样一种境界。图像却不一样，你拿起照相机一按，它就在那儿了。它没有人和世界共谋的这样一个过程。更重要的是绘画还需要有一种特殊的“看”，也就是刚才范景中老师讲到的，它应该有一种特殊的眼光。这种眼光就是特定的观看的文化。你不具备这种眼光，你不具备这种“看”的文化，你就不会发现绘画的魅力，你对这种画就没有亲和力，你就不会被它震撼。而图像就简单得多，卡通也简单得多，它会很容易就把你吸引过去。所以我觉得在这之中，我们要肩负着这样一个担子，就是要把绘画延续下去，要用绘画来抵御这个图像的泛滥。而这个图像时代的标志是什么？就是图像在贬值，或者说绘画的精英性贬值。我们有这种责任来拒绝这种贬值。我就做这一些补充。范景中：

许江老师补充得很好。我的意思是，我这里谈的感想是受了许江老师的启发，想在此对他表示感谢，没想到却断章取义，歪曲了他的意思。我经常说我自己是个保守派，有一次我的孩子问我，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你这么讨厌流行音乐。我就告诉他，古典音乐有节奏，有节拍，有旋律，这些流行音乐也都有。可是流行音乐比较简单，比较原始。这些简单和原始的东西在古典音乐中升华为更微妙更复杂的东西了。也就是说古典音乐可以涵盖流行音乐，而流行音乐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当下的冲击。你一听，立刻就会有一种震撼，一种刺激。但是听古典音乐，你就必须付出努力或只需付出很小的努力，花费时间和精力，去了解那些曲式，不断反复地听，不断对比那些微妙之处，才能领略古典音乐的美。这种美的享受是以艰辛的劳动为前提的。但是听流行音乐你就不必付出这样的努力，只要一听你就会被刺激起来。如果你要想即兴满足，你就听流行音乐去。我所讲的实际上是说国画在今天越来越贬值了，要想欣赏国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也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要体会到国画中的笔墨情趣、笔墨味道，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就这点而言，我觉得现代艺术就有些与流行音乐相似，说流行，就是像走马灯一样，让你追也追不上，看也看不过来，眼花缭乱，最后不知是怎么回事。但是如果想要永恒至福，真正体会到笔墨的意味，就必须努力学习。我觉得中国画的这种微妙的、精微的、维系命脉的东西不能扔。

曹意强（中国美院教授）：

近几年在国内，我经常听到一个论调，是说中国画的终结。这个论点是源于西方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一种关于历史的终结、哲学的终结、所有传统的终结。当时我听到这个论调是不太相信的，因为在我身边在我工作的学校里有一批画家艺术家，让我相信他们是会把中国的艺术推向前进的。看了今天的画展，让我觉得它是对这一论调的最有力的反驳。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不相信这个论调，是因为它的提出是在一种所谓的后现代的情绪之下，而这个观点本身就是错误的。

我觉得这次画展展示的作品，一方面是指向过去的，像卢坤峰老师的作品就保留了中国画传统的全部精髓，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画的今天，在舒传曦、卓鹤君等多位老师的作品上，我们看到了传统中国画中不曾表现过的对象，看到了发展了的中国画的笔墨。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他们是用一种非常冷静的态度面对其他艺术、其他文化的冲击的。事实上，对于任何文化的因素，无论你吸收或排斥，你都必须先对它进行理解，只有理解了你才能吸收它，也只有理解了你才能排斥它。我们浙江的这些画家在面对这样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复杂的社会生活和艺术环境，一直都保持着特有的冷静。这也是浙江中国画的一个特点。从今天的画展中，我们看到中国画的今天，这个“今天”是说我们很多画家已非常巧妙地吸收了其他文化、其他艺术的一些优点，并有机地融合到了自己的作品之中。他们是立足于自己的传统构架之上，积极地吸收其他优秀文化，这也让我们看到中国画的未来。中国画不会消亡，不仅它的传统精髓被很好地保存延续下来，而且得到了更好的发展。这就是我看这次画展所感受到的。

在我们的印象中，西方人对中国的传统艺术是不了解的，但这个问题不应一概而论。一方面，西方也有一个非常高层次的文化，另一方面，它也有一些比较低俗的文化。而一些不具有高层次文化的画商，到中国后，处于多方面原因的考虑，他们在一定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画市常他们要求中国画家画西方人看得懂的画，也就是那些抽象构成的东西。这也有我们自己宣传不到位的问题。去年12月，在英国大英博物馆举办了一个中国现代书法展。在举办之初，我们曾担心西方人不能理解中国书法，结果展览却非常成功。当时，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试验，请了一些跟中国没有什么接触的西方学者，请他们选出一些认为好的作品。结果是他们认为好的作品也恰好是在我们传统的价值判断中的优秀作品。而那些非常现代的作品他们却并不喜欢。这就说明艺术到了较高的层次上是有共性的，可以互相理解的。在他们看书法作品时就十分注重其中的空间构成，线条的生命力，而这也正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由此我得到启发，认为我们也应在世界范围内举办一些真正意义的上中国画作品展。

吴敢（中国美院副教授）：

这次画展的意义确实非常重大。它不仅仅是一个画展，也不仅仅是我们浙江当代名家的一次展览。它的意义更在于通过它，有可能重新建立一个中国画的价值评判体系，包括一种引导方向。即使在民国时期，我们看那些海上画坛画家的一些润格，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权威的价值评判体系是始终存在的，只是后来混淆了，丧失了。所以我们对好的艺术、好的艺术家的评判就莫衷一是。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由政府参与组织的展览，很有希望重新再确立一个这样的价值评判体系，使欣赏者了解哪些是优秀的艺术家，哪些是杰出的艺术品。

童中焘（中国美院教授）：

有人说画展中可以看出一些大师的画。而在我看来，现在没有大师，中国没有大师，浙江也没有大师。我越到现在越觉得我跟古人，以及我们的老师的距离实在太大。功力不行，修养不行，书法不行，文学不行，等等，都不行，差距太大。所以我觉得我们去北京展览，能引起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已经很好了。但愿能做到这一条，引起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而不要总是被西方文化拉过去。如果能做到这样，我已经很满意了。

刘国辉（中国美院教授）：

关于中国文化的问题，我想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这也是我创作实践的指导思想。时下，很热门谈中西文化的问题，我则不能认同有些提法。包括前一段时间关于笔墨的争论，我既不同意张仃的，也不同意吴冠中的看法。中西文化本身不是一种利害关系，或对抗关系，是一种互相交流，相互吸纳，相互借鉴的关系。我们要抵制的是西方的腐朽文化，但西方文化不都是腐朽的，也有许多是先进的东西，其中包括先进的方法，先进的认识论。这些东西我们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们打开国门，就是因为西方有好的东西可以吸收和借鉴。所以我们都寄予在这样的观点上面，才能心平气和地对待世界的文化。这是个共生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和而不同。同样，我们在艺术风格上，也应该允许有很多艺术风格艺术面貌存在。我们首先看到了这种“和”，进而看到了这种“不同”。而且这种“不同”是不断变化着的。我想，在汉朝、唐朝我们是不会害怕其他文化的冲击的。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具有这样泱泱大国的文化心态。怕什么？没什么可怕的，我们可以学嘛。大胆地拥抱世界才是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精神。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所继承的不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有很多外来的先进文化，我们既不能言必称希腊，也不能言必称董其昌，要批判地继承。

我们浙江有很好的传统基础和文化氛围。这次的展览，表现了我们中国画创作上的追求，会给全国的美术界一个很好的启迪。

吴山明（中国美院教授）：

我仔细看了其他参展的画家的作品，觉得很有收获。在浙江，像我们这一辈，或我们前辈的画家们，有很多画家都在非常深入地研究古代的传统，非常认真地探索与时代结合的现代的绘画道路。而我们这次画展是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反映了我们浙江的中国画发展现状。我觉得我们浙江国画界无论年长或年轻的画家对传统的学习，对传统的理解，对传统的重视，包括以个人现在的眼光去分析研究传统都做得比较好。它既继承了过去老一辈对传统继承的许多好的观念，同时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对于人物画，我觉得历史给我们遗留的东西不像山水花鸟那么多，但同时因此也给了我们提供了一个创造的空间。而我们现在所做的仅仅是一种探索。我们对当代水墨画的探索有传统型的一种，也有探索性现代水墨的那一种。但是不应该将后者作为前者的前卫阶段。传统型的中国画有着自己的现代化发展规律与体系。我认为它们是并存的，在艺术追求与基础上是有区分的，并且各自有不同发展的道路和方向，这样会比较有利。在传统基础上发展并不保守。这一方向上的发展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形成了主流的态势。像潘（天寿）老和我们，我们和年轻的一代已经有了很多不同，这是不同时代我们对传统的不断地再认识所导致的。这种不同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

在这次展览中我从别的画家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相信到北京展览，我们会听到更多的看法和意见，所以我是抱着这样的学习的态度去的。卢坤峰（中国美院教授）：我的画是坚持民族风格的。我认为对于花鸟画而言，西画明暗不能吸收，一旦吸收，中国画的传统笔墨就会受到破坏，由笔墨而造成的民族风格也就被破坏了。当然，对象的立体感会加强，但作品的格调却很容易低俗。

所以“明暗关系”这个具体问题，便是花鸟画创新成败的关键。郎世宁的画便是前车之鉴，不能向他学习。有人说前辈大师们早已吸收明暗画法，难道不成功吗？各人见解不同，作为先行者我认为成功不成功都有一定意义，没有他们先行一步，我怎么会知道明暗不能吸收呢？我们所熟知的大师，都是当年的留学生，是学西画的，没有在中国画上下过多少功夫，他们基本上还是靠西方的明暗法作画，不是什么“吸收”或“不吸收”的问题。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也曾努力摆脱明暗的约束，但成效甚微。当时这些人还只是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有这点认识已不容易了。高明的导师还是很重要的，由于潘天寿等老先生的指导，不但浙江的花鸟画根底比较好，新人物画也逐渐摆脱了明暗的约束，“洗”了面孔，笔墨逐渐潇洒起来，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成就，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八大的水墨《菊花瓶》十分醒目，令人精神振奋。潘天寿、黄宾虹的焦墨山水画得很亮，把墨颜色画亮了，那才是真本领，艺术之道，因难见巧，没有难度就没有高度。

有人说中西绘画特点不同，不可比较，这样讲未免太简单了，我对此另有看法：不同的一面是有的，相通的一面更为重要，绘画艺术有着相通的内在规律。否则，中国人不可能接受外国画，外国人也不可能接受中国画。具体讲，有些东西的确难以用语言表达，但从整体上还是可以把握的。只有水平相近的东西才是最难比较高下的，水平相差太远了，业内的人谁都看得出来。不能以“特点不同”为借口搞得没有是非。中国人在艺术上从来不排外，从汉唐时代到近代都是如此。特别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外国的油画、版画、雕塑、水彩、工艺等应有尽有，在高等艺术院校内都设有专门的系科。在这一点上外国人相对比较保守，对中国画知之甚少，不以为然。直到今天也没有听说哪个国家的高等院校开设中国画系，中国画还没有被高层人士理解，还没有进入“卢浮尔宫”，甚至没有进入真正高档的画廊。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画还没有体现出它的真正价值，还有个“启蒙运动”的问题，我们应该加强宣传，大力宏扬。与人为善，送画上门有什么不好。

文化传统是发展艺术的基本条件，见之不明，则行之不远，照相机的出现本是好事，竟然改变了欧洲的绘画方向，摹拟生活的老办法行不通了，被迫回头走向“不求形似”的道路。这说明了什么？此时，没有人告诫他们“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更不知道什么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终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几百年过去了，直到有了照相机才发现此路不通。说老实话，比起西方古典主义绘画来，中国从来没有人把人画得十分像过，没有西方人那种建立在科技基础上的绘画能力，这些方面我们向西方学习是完全必要的。但以苏东坡为代表的中国文人却预见到绘画不能一味求形似，这就是中国文化的高明之处。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绘画艺术发展的规律和科学是两码事。科技能帮助绘画解决技术上的困难，但科技不能代替人的思想感情，不能“含道映物”。与浪漫无缘，因此不能从深层进入艺术境界。我们不妨放眼世界：科学先进而绘画落后的现象已经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外国人不论有多少钱也无法提高作品的艺术水平，乱抬高价只是一种商业现象，恰好反映出对艺术的无知和盲目崇拜。中国花鸟画在国内外都不曾有过天文数字的价格纪录，但它的历史地位是客观存在的。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天上不会掉下馅饼来，我们文人们只顾骑着小毛驴吟诗作画，结果国运不兴，经济落后，已成了沉痛的历史教训。但吟诗作画的水平也由此而达到无与伦无的高度，这也是合乎逻辑的。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背景决定了艺术的高品位，比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真、善、美的道德观，中庸之道乃至绘画上“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方法等等，不论科学家、政治家如何评价，但在艺术上的特殊价值是无可否认的。这些文化思想，对于外来画种，也一样起作用。我相信中国的油画、水彩、版画、工艺等等，将来都会走在世界的前列，而中国画的持续发展，古老而常新的艺术规律将是永恒的！姜宝林（浙江画院一级美术师）：

首先，我认为画家和理论家坐在一起探讨是有利的，使我受益匪浅。另外，这次画展，全国政协、浙江政协都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这次的画，基本反映了我们几个人几十年来艺术创作的水平和面貌。虽然十人的画风、总的理念不是完全一致，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不是扬州八怪，有一个主导的创作理念；我们也不是金陵八家，我们也不是浙派。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格局，才体现了我们当前这样一个改革开放时代。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倾向，每个人自己在探索中的观念也有差异，或者掌握的度不一样，所以体现在画面上，作品必然是不同的。没有必要谁说服谁，各人可以按自己的路子走。但有一条，就是应像江主席讲的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先进文化当然也包括先进中国画。这个先进中国画，就是不同于任何时代的中国画，因为它具备先进性，如果没有这个先进性，我们像清代的、像明代的，也可以像宋元的，那有什么意义了？为什么强调“先进”呢？“先进”就是有一个时代性，有一个时代要求，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现在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跟中国五千年历史的任何时代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创造新文化，中国画当然是要和我们的时代相吻合的。这其中包括了多元，比如有的强调传统美多一些，有的追求现代感多一些，有的追求境界多一些，这些都应该允许存在。由此才能构成丰富多彩的先进文化。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大家总的观点都是一致的，但在把握的度上会有差异。比如说卢坤峰先生强调优秀的文化遗产，但我认为你的作品中也有很多创新的东西。

我理解“笔墨当随时代”是强调发展。社会要发展，中国画也要发展，笔墨也要发展。当然笔墨没有新旧之分，只有高低、雅俗之别。

童中焘：

一下子要否定传统，说传统已经穷途末路了；一下子又要回归。回到哪里去？！传统是发展的，是在不断地流，不断地向前走。不能有时是虚无主义，有时是保守主义。这也是表明了我们受东西方两个极端的思想影响太深了。而我们中国的“中庸”，所谓“中庸”不是不偏不倚。“并立而调和”，恰到好处才称“中庸”。现在我们的中庸的思想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中国画有自己的长处，不能被替代。二十多年来，中国画有那么多的争论，实际上是反映了一些人的自贱自卑，缺乏自信。

卓鹤君（中国美院教授）：

我觉得在我的绘画事业中，我有我的笔，我有我的水墨与色彩，我们有今天那样宽松的文艺政策，犹如宽广的高速公路，我好像年轻人一样，可以很自由地驾驶我的艺术之车，在中国画的发展道路上，要休闲就休闲，要狂飙就狂飙，能在广阔的艺术田野上，赋予我的激情、灵感、追求、多画一些山水画作品，赞美我的祖国。

曾宓（浙江画院一级美术师）：

我很同意范老师刚才谈的，就是有一些遗憾和不足。就拿我自己而言，有好多位朋友跟我说，我这批画没有以前质朴、放得开。后来我说可能是我有些地方加得过了。

另外，现在很注重时代感和民族性，我认为这个东西单独地抽出来讲是很无聊的。如果说你热爱生活，深入生活，你的感受是从生活中来的，这里面就包括了时代感和民族性。人人爱生活，有感而发，你的东西就是有时代有民族性的。

徐启雄（浙江画院一级美术师）：

在今年3月开的一次和文艺界的座谈会上，李瑞环讲到他最关注京剧和中国画，说希望大家要非常珍惜自己民族绘画的传统，我们中国文化界要发扬民族文化，要宣传中国画，对于什么是好的中国画，不要听从于外国人，要看重我们自己的评判标准。这是非常正确的。
浙江这次很有幸地成为了弘扬中国民族文化、提升中国画国际地位的这样一个活动的起点。中国画有写意和工笔两大体系，而浙江的绘画在这两方面都很有优势。作为工笔画家，我认为遗憾的是这次展览中工笔画家所占的比重少了一点。

陈向迅（中国美院教授）：

这次活动，对浙江的中国画做了一次认真而全面的梳理。浙江省要建设好文化大省，中国画这一部分确实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浙江省能成为文化大省，在中国画这一方面，中国美术学院的存在是有重要的地位和特殊的意义。所以对这个学校，对这个学校的中国画系的重视，本身就是对浙江省文化大省的重视。事实上，我们在座十位画家中，有八位是这所学校的中国画系所培养出来的。而这所学校的74年历史，也是中国画系的历史。从这层意义上讲，也体现出我们学校、我们中国画系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品位。中国美院中国画系几十年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竖起了一面中国文化的旗帜，打出了一个品牌，确实不容易。

杨成寅（中国美院教授）：

首先，这个画展中每个画家的作品都值得我学习。第二点，我感觉就我们浙江的中国画艺术水平来说，我们的理论宣传是很不够的。第三点，这次画展的整体水平，我感觉很高，指导思想明确，10位画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面貌。作品都表现了中国的艺术精神，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画的优秀艺术传统。另外，这些画是不是大师的作品，要群众来检验。浙江中国画要发展，就是要把握变与不变的规律。中国的哲学思想是讲变的，从唐到明清都在变。当然，优秀传统要保持下来这是不变的。中国的民族文化是带有普遍性，也要有多样性，艺术美，也要有个性。浙江的中国画如何发展？我个人认为要增加色彩的表现力；另外，造型技术要多样，10位画家的造型能力强是优点，这是好的。

陈履生（中国画研究院研究员）：

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发展的过程中，浙江中国画发展的经验。在二十世纪中国画发展历程中，浙江出现过像黄宾虹、潘天寿、吴之，以及方增先这一代画家，取得了很重要的成就。当然，这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如何看待这十位画家，正好像当年我们如何看待潘天寿一样。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60年代潘天寿在画坛的地位，并没有现在的高。那么反过来，我们今天如何来看这10位画家？通过各个省的画家进京展览，为我们系统地提供了研究当代中国画问题的一个最直接的资料。这在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意义上来说，是很重要的。像二十世纪中国画发展过程中，浙江中国画发展的经验，以及连带着这十位画家作为后继者，给我们的启示，我想是需要具体研究的。
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浙江中国画在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个非常整体性的一个地方特色。这个地方特色，是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省市所不具有的。这个整体性的特色在当代性中反映出的问题。江苏画派曾经在五六十年代，在画坛上有着重要的影响。那么浙江画坛，这么二十年来形成的一个整体性的地方特色，对推动浙江中国画的发展，我认为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是值得去研究和总结的。第三个问题，我认为是需要做一些非常具体的工作。就是要做一些个案性的研究，就对这十位画家，我认为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也是它的地方特色的一个很重要方面。这就是，浙江画坛这二十年来的平稳发展，是保证了浙江画坛的地方特色的形成，以及整体水平的提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近二十年来，关于中国画坛上的一些奇谈怪论，多是出现在江苏画坛。这些奇谈怪论完全影响了江苏画坛的整体发展，这二者是有关系的。对于二十世纪后期，中国画坛的发展，浙江画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宿墨的运用方面。我认为，它是在形成整体的风格上，以及推动整个画坛的发展上，以及丰富中国画语言的内涵上，有了重要的作用和贡献。
赵喜明（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说老实话，来的这几天非常高兴。虽然不懂得绘画语言，但是画展的10位老师的画，给了我一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继往开来的画展，我感觉中国画的传统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同时我也感到，中国画在新的时代与时共进，有新的发展。在作品中我看到了画家们的心态很平和，是认真地、内心地在表达生活。用自己的笔来表现新的东西、新的观察、新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不虚此行。

我还想讲一个意思。我觉着我们是赶上好时候了。赶上了一个使艺术得到充分发展的好时候。我们这里参展的画家，年龄大的七十岁，年轻的四五十岁，尤其是我们来列席的对国画艺术有追求的年轻同志，和刚才发言的年轻的教授博士，真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应该说，我们国家还存在着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总体说是国泰民安的。经济发展为艺术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为艺术家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创造了条件，这是我们都有体会的。所以我们愿意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为这样的一些事情，付出我们的努力。
希望通过这次画展，能对浙江的中国画事业的发展起到一个较大推动作用。许江：

感谢大家的踊跃发言。我很高兴看到浙江的中国画有这样的一个面貌。同时，我们也常常思考浙江的中国画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刚才陈履生老师把浙江的中国画发展和江苏的中国画发展作了比较。我一直也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文化策略的角度上来说，浙江中国画有两个很大的特点：一个是结构性的特点，一个是学养性的特点。

浙江中国画发展的结构性特点。就是中国美术学院作为一个现代艺术教育机构在这里头所起到的作用，进一步讲就是潘天寿先生作为一代教育家的伟大的历史作用。潘天寿先生不仅仅在三十年代提出“拉开距离”说，有幸的是他又一生两度担任这个学院的院长，所以他可以把他的“拉开距离”学术观点转变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结构，一直传承到今天，并且非常具体地、深刻地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国画画家。
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构性特点根本上讲就是以艺术教育这样一种方式，充分重视到艺术教育阵地的重要性，开辟艺术创作人才和研究基地，由此来形成独特的学术构架，从而来创建当代中国绘画艺术独立发展的道路。现在国家弘扬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扶持京剧，扶持中国画。它们背后支撑着的，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但是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曾经是依附在那样一个“皇权天授的”政治秩序、思想秩序之上。随着这个政治秩序、思想秩序崩溃和解体，传统文化精神散落着，怎么能够把它聚集起来形成一种力量？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形成一个整体来做这件事情。而潘天寿先生就是意识到这里面的重要性，他把这个散落的东西集中在了现代艺术教育的这个载体上，并且得以显象。强调人、山、花的分科；强调临摹，再到背临，然后再去写
生，再去创作等等。同时，代表西方影响的那一端，还在起作用。所有这些都历史地造成了上述的结构性特点，使得浙江的中国画形成特色，并得以传承，人才辈出。这个结构性特点非常重要，它同时保证着我们学院今后的发展方向。
第二个特点是学养性特点。这就是浙江的整体文化对浙江中国画家的孕育和塑造。浙江悠久的文化历史，西湖这一方水土，都共同地养成了杭州人闲适的而又有一点幽闭的心态。同时，前面讲的结构性特点，形成了对大家独特眼光的培养，境界的培养；养成了浙江画家的人和自然的那种特殊的亲和关系；养成了浙江中国画界尤其中国美院国画系内部的那种传统式的批评语境。这样的一种文脉，这样一种学养性特征，还根本地铸造了浙江中国画对水墨的独特的领悟力，对笔法的独特的领悟力。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来自于生活本身的体悟，这一点我觉得当我们强调传统的传承之时，尤应重视，就如刚才曾宓老师所讲的，你和生活相融了，你和世界同在了，那个中国性就在这里面了。
从学校的建设的角度来讲，从浙江中国画的建设和发展的角度来讲，这种结构性的特点和学养性的特点，是非常重要的，是值得我们去梳理、去传承的基本的东西。

（中国美院中国画系戴光萤根据录音整理2002年6月）

（《美术报》2002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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