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明皇幸蜀图」，究竟出自何人之手？一直众说纷耘，历史上向为众多鉴定家鉴为唐人手笔或宋人摹本。但它究竟是宋人所说的原本，还是明代人的仿古之作，由于未有直接可靠的作品参照，结论莫衷一是。

台北故宫「明皇幸蜀图」绢本，青绿画，画面呈现尖峰峭壁，栈道盘纡，行旅杂沓，步骑以数百十计，无款樱清乾隆皇甲午御题行书，并有多枚收藏印记。此画纵55.9公分，横81公分，「石渠宝笈三编」着录作宋人「关山行旅图」，后改为今名。

杨新最近在大陆权威艺术杂志「文物」发表「胡廷晖作品的发现与『明皇幸蜀图』的时代探讨」长篇论文，详述了如何考证发现王己千所捐赠的「春山泛舟图」系元朝职业画师胡廷晖画作的经过，并得出「明皇幸蜀图」既非唐人手笔，也非宋人摹本，而是胡廷晖摹本的结论。这「两大发现」在海内外书画收藏圈引起热烈讨论，有人对此有不同意见。

王己千（本名王季迁）七月十日表示，他同意杨新「春山泛舟图」与「明皇幸蜀图」系出自一人之手的看法，但他个人认为「春山泛舟图」的技法比台北故宫的「明皇幸蜀图」还略高一筹。

王己千的孙子、前纽约苏富比中国书画部负责人王义强在接受专访时，讲述了这一段书画因缘。他说，1984年，时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的杨新赴美访问，在纽约登门探访王己千。王己千将当时尚命名为「青绿山水图」的「宝贝」向杨新展示，两人不约而同认为此「好画」与今在台北故宫的「明皇幸蜀图」同一风格，但当时尚「不知何人所作」。杨新非常喜爱这幅画，返回北京后，作了大量考证，鉴定此画出自胡廷晖之手。

王义强说，他与爷爷王己千商量，考虑到「青绿山水图」若拿到拍卖会上，如非「识货之人」，不一定知道它的艺术价值，而台北故宫已有「明皇幸蜀图」，北京故宫尚缺乏胡廷晖藏本，故决定为此画「找个好归宿」──捐赠北京故宫收藏。于是，1989年秋，王义强藉赴北京参加嘉德公司中国古董珍玩拍卖会之机，亲自携此画捐给北京故宫。北京故宫最近出版「故宫博物院50年入藏文物精品集」，将此画（已由王己千正名为「春山泛舟图」）收录在内。

胡廷晖与「春山泛舟图」

据杨新指出，最初王己千一度认为「青绿山水图」是宋赵伯驹所作，1984年杨新在纽约王家观赏王己千平生得意藏品「朝元仙杖图」等，王己千拿出一个画轴给他说：「请你看看这件宝贝。」杨新接过来，看到外签上写着「宋赵伯驹青绿山水」，王己千对他说：「这是我随便写的，不足为凭，你看了画再说。」

杨新展开画轴，此画纵143公分，横55.5公分，青绿着色，画山水楼阁，无款。他仔细观察画面每一细节，在画幅右侧破损处辨认出半方印章，「廷晖」两字隐约可识。杨新认为这应是作者名章，但「廷晖」这名字当时对他十分生疏，他当即查阅画家人名辞典，才知「廷晖」姓胡，元朝人。

经过一番锲而不舍的查证，杨新从张羽「静居集」卷三「胡廷晖画」的两首诗中，获得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发现胡廷晖是吴兴人，与元朝画家赵孟俯同里，是一个职业画师，技艺超群，曾被赵孟俯请到家中为其全补李昭道「摘瓜图」。但他却私自凭记忆临摹了一幅，达到「乱真」地步，使赵孟俯大为惊讶。从此，胡廷晖的声名与画艺俱进。

杨新指出，说到胡廷晖画艺的进步，应是说他在全补「摘瓜图」的过程中，细心揣摩其画法，并吸收到自己作品中，成为一种新古典作品，有点类似明代的仇英。「所以，王季迁（即王己千）先生的这件藏品，为胡廷晖所作无疑。」

杨新进一步指出，胡廷晖是一个画师，而不是书画收藏家。画工的创作，往往不署自己的名款，有的仅只钤盖自己的印章，这是元至明初的习惯。查吴升所着「大观录」「胡廷晖的「月洞仕女图」，也没有署款，仅押「胡廷晖庸一方。王己千捐给北京故宫的「春山泛舟图」，也没有签署名款。由此推测此画上的「廷晖」残印不可能是收藏印，而只能是作者樱

他指出，确定此点非常重要，再拿它来与台北本的「明皇幸蜀图」加以比较，就会很容易发现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首先最重要的是线条的表现，两者都采用铁线描，下笔较重，因而在画中十分突出抢眼。其次在画法，山峰坡石，都是先空钩轮廊再敷彩。在处理悬崖结构方面和树木，特别是松树的姿态，也像是同一画家的习惯。云彩的表现，先用淡墨幻勒，然后薄施白粉，再用白粉沿墨线重描，并加渲染，两者方法相同。再且，从两件作品保存至今的色彩鲜明亮度，也非常接近」。

根据宋人记载，「摘瓜图」与「明皇幸蜀图」是一图两名，后者在宋代已有多种藏本和摹本。叶梦得「避暑录话」云：「明皇幸蜀图」李思训画，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余尝见其摹本，方广不满二尺，而山川、云物、车辇、人畜、草木、禽鸟，无一不具。峰岭重复，径路隐显，渺然有数百里之势，想见为天下名笔。宣和间，内府求画甚急，以其名不佳，独不敢进。明皇作骑马像，前后宦官、宫女、寻从略备。道旁瓜圃，宫女有即圃采瓜者，或讳之为摘瓜图。」

查「宣和画谱」，在李思训名下有十七件作品，其画名既没有「摘瓜图」，也没有「明皇幸蜀图」，而在李昭道名下的六件作品中，却有「摘瓜图」。杨新分析说：「『宣和画谱』为何将作者由李思训改为李昭道呢？大概其编纂者们都知此画进宫之前，是李思训所画『明皇幸蜀图』，但考虑到李思训卒于唐玄宗开元六年（七一八年)，并没有经过天宝十五年（七五六年)的「安史之乱」吧？所以改为他儿子李昭道作，而图名仍遵照进献者之意。」

「明皇幸蜀图」在宋代有多种藏本和摹本，据有关文献资料统计，以刘忠谏藏本记载最早，摹本则至少有六种之多。「摘瓜图」后被赏赐出宫，历经南宋而至元代，先为马绍所得，马绍在元中期曾拜参知政事，与宋太祖赵匡胤子秦王德芳之后人赵孟俯曾有往来，此画后被赵孟俯收藏，即胡廷晖为之全补本。

杨新估计，赵孟俯很可能是从马绍那里获得这件藏品。现存台北故宫的「明皇幸蜀图」，究竟是宋人所说的原本（即仲忽、宣和、赵孟俯藏本），还是六种摹本中的一种？或者是明代人的仿古之作？

关于台北本时代问题的判断，首先提出的是清乾隆皇帝，他在画面上题诗说：「年陈失姓字，北宋近乎唐。」由此可知此画入清内府时，没有留下包括裱边、签题在内任何有关作者、图名的字迹，但乾隆从画风来判断说它「北宋近乎唐」，也算非常有眼力。

至于现代学者对此画的讨论，日本学者铃木敬在他着的「中国绘画史」中，有全面概括的介绍，书画鉴定家李霖灿认为是「宋人仿唐之作」，其它研究者则认为是「明末盛行拟古膺作时期的作品」。但在画风的比较中，由于没有接近而又可靠的作品作参照，一直未有定论。如今杨新以新发现的胡廷晖「春山泛舟图」作参照，推断「这件作品最大的可能就是胡廷晖的摹本」。

那么，有没有可能台北本的「明皇幸蜀图」就是赵孟俯收藏的「摘瓜图」？杨新认为不可能。他分析，据张羽诗中对赵氏藏本的描述，是「年深粉墨纷模糊」，应是绢面昏暗，粉墨脱落，所以需要胡廷晖来全补。今台北绢本，绢面虽然也有断裂破碎，但基本保存完整，且线条清晰，色彩鲜亮。此外，据文献记载，赵氏藏本应有宋徽宗赵佶签题，如果台北藏本有的话，至少会保存到乾隆年代。

日本太和文华馆收藏有称之为半幅的「明皇幸蜀图」，比台北藏本尺寸略小，画法细腻，但线条柔弱，不像台北本那样给人粗犷的感觉，形象塑造较刻板，马也欠准确生动。尽管此件有赵孟俯的「天水郡图书庸，应为宋人摹本，但仍不能遽然断定它就是赵氏收藏的宣和内府本。

另外，「宋元明清名画大观」影印有「明皇幸蜀图」残本一角，只剩左上山头，约全画的六分之一。大概其遭遇也与日本太和文华馆藏的半幅一样，因残破只剩下这一点点了，但其画法甚古，应属宋人摹本遗存之作。台北故宫藏有李昭道「春山行旅图」，绢本设色，纵95.5，横55.3公分，所画内容与「明皇幸蜀图」相同，将横幅变为立轴，山峰拉长，天空、水面加阔。山水树石的描绘图案化，看起来很古朴。宣和内府藏者方广不满二尺，有摘瓜内容，马作三骏，皆与此幅不同，故应为明人仿本。

杨新最后的结论是：「看来宣和内府本『明皇幸蜀图』是不复存世的了，值得庆幸的是胡廷晖留下了摹本，使我们能略窥原画风貌和全豹。胡廷晖的艺术效果，按赵孟俯的评价是可以『乱真』。」但也有不尽人意之处，那就是他在临摹中个性表现太强，如线条，另外是他丢掉减省了一些细节。更重要的是，他是否把宫女摘瓜的细节也省略了？据张羽的诗说，胡廷晖是没有得到赵孟俯的允许「私记其笔意」，即回到家中偷偷临摹的，当然会有许多遗漏。「果真是他把摘瓜的细节遗漏了，那真是太令人遗憾了」。

杨新指出，从胡廷晖的「春山泛舟图」的发现，使世人认识了台北故宫藏本「明皇幸蜀图」，由「明皇幸蜀图」，使人们了解赵孟俯和胡廷晖不同的青绿山水画法的来源。台北故宫收藏的赵孟俯「秋郊饮马图」中的骑马者，显然参考了「明皇幸蜀图」中唐明皇骑马的姿态。胡廷晖透过补母明皇幸蜀图」，技术提高了，但运用创作中却是生搬硬套，古法保存得多而古意甚少，今存台北故宫的「松岩仙馆图」即属这一路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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