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明皇幸蜀图」,究竟出自何人之手?一直众说纷耘,历史上向为众多鉴定家鉴为唐人手笔或宋人摹本。但它究竟是宋人所说的原本,还是明代人的仿古之作,由于未有直接可靠的作品参照,结论莫衷一是。
台北故宫「明皇幸蜀图」绢本,青绿画,画面呈现尖峰峭壁,栈道盘纡,行旅杂沓,步骑以数百十计,无款樱清乾隆皇甲午御题行书,并有多枚收藏印记。此画纵55.9公分,横81公分,「石渠宝笈三编」着录作宋人「关山行旅图」,后改为今名。
杨新最近在大陆权威艺术杂志「文物」发表「胡廷晖作品的发现与『明皇幸蜀图』的时代探讨」长篇论文,详述了如何考证发现王己千所捐赠的「春山泛舟图」系元朝职业画师胡廷晖画作的经过,并得出「明皇幸蜀图」既非唐人手笔,也非宋人摹本,而是胡廷晖摹本的结论。这「两大发现」在海内外书画收藏圈引起热烈讨论,有人对此有不同意见。
王己千(本名王季迁)七月十日表示,他同意杨新「春山泛舟图」与「明皇幸蜀图」系出自一人之手的看法,但他个人认为「春山泛舟图」的技法比台北故宫的「明皇幸蜀图」还略高一筹。
王己千的孙子、前纽约苏富比中国书画部负责人王义强在接受专访时,讲述了这一段书画因缘。他说,1984年,时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的杨新赴美访问,在纽约登门探访王己千。王己千将当时尚命名为「青绿山水图」的「宝贝」向杨新展示,两人不约而同认为此「好画」与今在台北故宫的「明皇幸蜀图」同一风格,但当时尚「不知何人所作」。杨新非常喜爱这幅画,返回北京后,作了大量考证,鉴定此画出自胡廷晖之手。
王义强说,他与爷爷王己千商量,考虑到「青绿山水图」若拿到拍卖会上,如非「识货之人」,不一定知道它的艺术价值,而台北故宫已有「明皇幸蜀图」,北京故宫尚缺乏胡廷晖藏本,故决定为此画「找个好归宿」──捐赠北京故宫收藏。于是,1989年秋,王义强藉赴北京参加嘉德公司中国古董珍玩拍卖会之机,亲自携此画捐给北京故宫。北京故宫最近出版「故宫博物院50年入藏文物精品集」,将此画(已由王己千正名为「春山泛舟图」)收录在内。
胡廷晖与「春山泛舟图」
据杨新指出,最初王己千一度认为「青绿山水图」是宋赵伯驹所作,1984年杨新在纽约王家观赏王己千平生得意藏品「朝元仙杖图」等,王己千拿出一个画轴给他说:「请你看看这件宝贝。」杨新接过来,看到外签上写着「宋赵伯驹青绿山水」,王己千对他说:「这是我随便写的,不足为凭,你看了画再说。」
杨新展开画轴,此画纵143公分,横55.5公分,青绿着色,画山水楼阁,无款。他仔细观察画面每一细节,在画幅右侧破损处辨认出半方印章,「廷晖」两字隐约可识。杨新认为这应是作者名章,但「廷晖」这名字当时对他十分生疏,他当即查阅画家人名辞典,才知「廷晖」姓胡,元朝人。
经过一番锲而不舍的查证,杨新从张羽「静居集」卷三「胡廷晖画」的两首诗中,获得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发现胡廷晖是吴兴人,与元朝画家赵孟俯同里,是一个职业画师,技艺超群,曾被赵孟俯请到家中为其全补李昭道「摘瓜图」。但他却私自凭记忆临摹了一幅,达到「乱真」地步,使赵孟俯大为惊讶。从此,胡廷晖的声名与画艺俱进。
杨新指出,说到胡廷晖画艺的进步,应是说他在全补「摘瓜图」的过程中,细心揣摩其画法,并吸收到自己作品中,成为一种新古典作品,有点类似明代的仇英。「所以,王季迁(即王己千)先生的这件藏品,为胡廷晖所作无疑。」
杨新进一步指出,胡廷晖是一个画师,而不是书画收藏家。画工的创作,往往不署自己的名款,有的仅只钤盖自己的印章,这是元至明初的习惯。查吴升所着「大观录」「胡廷晖的「月洞仕女图」,也没有署款,仅押「胡廷晖庸一方。王己千捐给北京故宫的「春山泛舟图」,也没有签署名款。由此推测此画上的「廷晖」残印不可能是收藏印,而只能是作者樱
他指出,确定此点非常重要,再拿它来与台北本的「明皇幸蜀图」加以比较,就会很容易发现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首先最重要的是线条的表现,两者都采用铁线描,下笔较重,因而在画中十分突出抢眼。其次在画法,山峰坡石,都是先空钩轮廊再敷彩。在处理悬崖结构方面和树木,特别是松树的姿态,也像是同一画家的习惯。云彩的表现,先用淡墨幻勒,然后薄施白粉,再用白粉沿墨线重描,并加渲染,两者方法相同。再且,从两件作品保存至今的色彩鲜明亮度,也非常接近」。
根据宋人记载,「摘瓜图」与「明皇幸蜀图」是一图两名,后者在宋代已有多种藏本和摹本。叶梦得「避暑录话」云:「明皇幸蜀图」李思训画,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余尝见其摹本,方广不满二尺,而山川、云物、车辇、人畜、草木、禽鸟,无一不具。峰岭重复,径路隐显,渺然有数百里之势,想见为天下名笔。宣和间,内府求画甚急,以其名不佳,独不敢进。明皇作骑马像,前后宦官、宫女、寻从略备。道旁瓜圃,宫女有即圃采瓜者,或讳之为摘瓜图。」
查「宣和画谱」,在李思训名下有十七件作品,其画名既没有「摘瓜图」,也没有「明皇幸蜀图」,而在李昭道名下的六件作品中,却有「摘瓜图」。杨新分析说:「『宣和画谱』为何将作者由李思训改为李昭道呢?大概其编纂者们都知此画进宫之前,是李思训所画『明皇幸蜀图』,但考虑到李思训卒于唐玄宗开元六年(七一八年),并没有经过天宝十五年(七五六年)的「安史之乱」吧?所以改为他儿子李昭道作,而图名仍遵照进献者之意。」
「明皇幸蜀图」在宋代有多种藏本和摹本,据有关文献资料统计,以刘忠谏藏本记载最早,摹本则至少有六种之多。「摘瓜图」后被赏赐出宫,历经南宋而至元代,先为马绍所得,马绍在元中期曾拜参知政事,与宋太祖赵匡胤子秦王德芳之后人赵孟俯曾有往来,此画后被赵孟俯收藏,即胡廷晖为之全补本。
杨新估计,赵孟俯很可能是从马绍那里获得这件藏品。现存台北故宫的「明皇幸蜀图」,究竟是宋人所说的原本(即仲忽、宣和、赵孟俯藏本),还是六种摹本中的一种?或者是明代人的仿古之作?
关于台北本时代问题的判断,首先提出的是清乾隆皇帝,他在画面上题诗说:「年陈失姓字,北宋近乎唐。」由此可知此画入清内府时,没有留下包括裱边、签题在内任何有关作者、图名的字迹,但乾隆从画风来判断说它「北宋近乎唐」,也算非常有眼力。
至于现代学者对此画的讨论,日本学者铃木敬在他着的「中国绘画史」中,有全面概括的介绍,书画鉴定家李霖灿认为是「宋人仿唐之作」,其它研究者则认为是「明末盛行拟古膺作时期的作品」。但在画风的比较中,由于没有接近而又可靠的作品作参照,一直未有定论。如今杨新以新发现的胡廷晖「春山泛舟图」作参照,推断「这件作品最大的可能就是胡廷晖的摹本」。
那么,有没有可能台北本的「明皇幸蜀图」就是赵孟俯收藏的「摘瓜图」?杨新认为不可能。他分析,据张羽诗中对赵氏藏本的描述,是「年深粉墨纷模糊」,应是绢面昏暗,粉墨脱落,所以需要胡廷晖来全补。今台北绢本,绢面虽然也有断裂破碎,但基本保存完整,且线条清晰,色彩鲜亮。此外,据文献记载,赵氏藏本应有宋徽宗赵佶签题,如果台北藏本有的话,至少会保存到乾隆年代。
日本太和文华馆收藏有称之为半幅的「明皇幸蜀图」,比台北藏本尺寸略小,画法细腻,但线条柔弱,不像台北本那样给人粗犷的感觉,形象塑造较刻板,马也欠准确生动。尽管此件有赵孟俯的「天水郡图书庸,应为宋人摹本,但仍不能遽然断定它就是赵氏收藏的宣和内府本。
另外,「宋元明清名画大观」影印有「明皇幸蜀图」残本一角,只剩左上山头,约全画的六分之一。大概其遭遇也与日本太和文华馆藏的半幅一样,因残破只剩下这一点点了,但其画法甚古,应属宋人摹本遗存之作。台北故宫藏有李昭道「春山行旅图」,绢本设色,纵95.5,横55.3公分,所画内容与「明皇幸蜀图」相同,将横幅变为立轴,山峰拉长,天空、水面加阔。山水树石的描绘图案化,看起来很古朴。宣和内府藏者方广不满二尺,有摘瓜内容,马作三骏,皆与此幅不同,故应为明人仿本。
杨新最后的结论是:「看来宣和内府本『明皇幸蜀图』是不复存世的了,值得庆幸的是胡廷晖留下了摹本,使我们能略窥原画风貌和全豹。胡廷晖的艺术效果,按赵孟俯的评价是可以『乱真』。」但也有不尽人意之处,那就是他在临摹中个性表现太强,如线条,另外是他丢掉减省了一些细节。更重要的是,他是否把宫女摘瓜的细节也省略了?据张羽的诗说,胡廷晖是没有得到赵孟俯的允许「私记其笔意」,即回到家中偷偷临摹的,当然会有许多遗漏。「果真是他把摘瓜的细节遗漏了,那真是太令人遗憾了」。
杨新指出,从胡廷晖的「春山泛舟图」的发现,使世人认识了台北故宫藏本「明皇幸蜀图」,由「明皇幸蜀图」,使人们了解赵孟俯和胡廷晖不同的青绿山水画法的来源。台北故宫收藏的赵孟俯「秋郊饮马图」中的骑马者,显然参考了「明皇幸蜀图」中唐明皇骑马的姿态。胡廷晖透过补母明皇幸蜀图」,技术提高了,但运用创作中却是生搬硬套,古法保存得多而古意甚少,今存台北故宫的「松岩仙馆图」即属这一路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