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1日，国务会议通过决议，提出为培养中国画画家而设立北京、上海两个中国画院，其中上海的画院由上海市人民委员会领导；北京的画院由文化部直接领导。并规定画院不仅吸收学理水平较高的画家，而且也吸收虽然学理不高但手艺高的人。同时责成文化部组设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并通过实施方案，其纲领为：“继承中国古典包括民间绘画艺术的优秀传统，并且使它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画院的具体任务是繁荣中国画创作，培养中国画的专门人才，并对中国画作理论的探讨，及负责院外中国画创作的推动和辅导工作。”这一年的10月30日，《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发展国画艺术》，指出：“不久以前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画院，大力提倡国画创作和培养国画人才，这一措施为国画工作提供了新的条件，国画家为之欢欣鼓舞。”

1957年，5月14日，北京中国画院成立，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郭沫若、陆定一、沈雁冰等出席了会议，反映了国家对中国画和画院的重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致词中说：“希望北京中国画院今后能团结中国的画家，继承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吸收外国绘画的长处，努力创作，加强研究，不断提高，培养后代，让百花齐放，众美争妍，为创造社会主义的中国新美术而斗争。”

此后，1959年，成立江苏省国画院、广州国画院；1960年，成立上海中国画画院、苏州国画院。画院这一艺术组织在新中国开始了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内，通过画院这一组织形式团结了一大批画家，促进了中国画的改造和创作的繁荣，中国画从远离现实的山水花鸟的情境中脱胎而出，成为服务于社会的一种主流艺术形式。到1966年，中国画的形式和内容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面貌也有了根本的改观。

从1978年到1989年，是画院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是画院大发展的时期，各地纷纷成立画院，创作活动也十分活跃。1986年10月，由中国画研究院发起，中国画研究院、北京画院、上海中国画院、江苏省国画院共同主持的、由28个省市画院参加的交流活动及联展，展现了新中国画院发展的第二个历史时期的成创作成果，也可以说是第二个历史时期的总结。

新中国画院体系的建立，一方面说明了政府对发展传统文化的重视，从文化政策上延续了历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50年代改造中国画的成果，中国画再也不是文人的闲情逸致，而是表现现实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画院的画家们深入到生活中，图江山多娇，写山川巨变，使中国画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进入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革，画院也面临着改革的问题。如何建立与新的社会体系相应的画院体制，如何通过改革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成为画院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有关画院的事，可以说是议论纷纷，焦点是政府要不要养画家。国家办了近50年的画院，也养了近50年的画院画家，困难时期都养得起画家，现在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却养不起画家，这在道理上有点说不通。养与不养是政府的事。政府认为有用就养，政府认为没有用就不养，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有用没有用，读一读中国画研究院院长刘勃舒先生的文章，可能会认同这样的结论，即作为代表政府形象的文化机构还是有必要存在。如果没有，人民大会堂等政府重要场所，谁来画画布置；香港回归，谁画画送给特区政府；国家领导人出国，谁画画给领导人作国礼；要开发大西北，谁来用画纪录或表现这一时代的主题。这也是中国特色。但也可以读读何首乌的文章，听听另一种声音，或许可能有益于对画院问题的思考。

问题的关键，看来不是养与不养的问题，而是如何去养。这是一个体制问题。面对新的社会，国营的许多事都在改变，所以国营的画院也是不改不行。画院如何承载它的社会责任，画院画家如何服务于新的社会要求，这些都是基本的问题。如果画院的画家拿着国家的工资，占着国家的画室，画自己的画，卖自己的画，完全不考虑国家，那么国家要你何用？我想这是画院画家应该考虑的。如果你不考虑，那一定会有很多的人替你考虑，那就是不要养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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