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ocang.com　　　2004-04-16 23:36　　　来源：

20世纪渐行渐远，似如离了庐山，其真面目也逐渐清晰。过去100年是中国画史上“发展最迅速，成果最显著的时期”。画坛群星灿烂，映照历史，影响深远。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林风眠、潘天寿、傅抱石、刘海粟、张大千、蒋兆和、李可染、石鲁、黄胄，还有高剑父、叶浅予、李苦禅、赵望云、陆俨少、朱屺瞻、陈子庄、郭味蕖等一大串响亮的名字，令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熠熠生辉。

人们看重大师，因为一部绘画史是大师和许多有成就的艺术家的名字嵌就的。从绘画史考察，堪称“大师”的艺术家应该具备以下条件：一、具有承前启后的开拓性，影响深远。二、风格独特，领异标新。三、苦学精进，德艺光辉，成就巨大。四、技艺超绝，画品卓越。

人们心目中的大师确是卓越超绝，彪炳千秋，因而不可多得。而时代却呼唤大师，艺术的繁荣需要大师。当我们欣慰地看到20世纪出现了多位艺术大师时，也必然关注当代与未来大师的诞生与成长。

大师的生产无论古今不外乎主观和客观两个因素。就其自身因素看，有天分、学养、悟性、师承、功力、勤奋、体质、机遇等等，而其所处时代社会环境的繁荣富裕或衰乱穷困又会大大影响其才智的发挥、艺术的成长。主、客观两方面，又是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就画家个人因素论，其实无论古今，上述诸条件，尤其关乎天分、学养、功力与勤奋诸条定不可或缺；客观时代环境则起到无形的推动或制约作用。从中国历史看，盛唐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思想活跃，文学艺术成果显著，宗教、宫廷绘画很盛，出现了许多大家。而晚唐五代社会动乱，经济衰退，却有荆浩隐居太行山多年，将中国山水画推向完整阶段。董源在南唐、黄筌在西蜀都成为开宗立派大师。元代异族统治，汉族仕人深受歧视，却出现了黄子久、倪瓒等山水画大师。明末清初社会动荡更甚，民族矛盾严重，堪称乱世，而名家迭出，尤以石涛、朱耷、渐江、石豀、龚贤等成就最著。应该注意的是，这些时期大多是社会动荡造成正统儒家思想削弱，道家、佛家及杂家思想比较活跃。相反，明朝早、中期，虽然社会相对安定，经济较发达，却因社会思想束缚较深，虽然有浙派吴派的兴旺，却少卓越大师出现。

近代中国自19世纪逐渐衰败，列强侵凌，政治动荡，军阀混战，民生凋敝。而中国画坛竟前后出现了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三位继往开来的大师，其后陆续出现了徐悲鸿、林风眠、蒋兆和、潘天寿、张大千、李苦禅、叶浅予、赵望云、李可染、石鲁、黄胄等大师级人物。综观以上情况，不妨说对于中国画这种注重主观情境、表达和抒发性灵、充满东方文化精神的画种，似乎在艰难困厄的时代压力下，却较安定富足的盛世出现天才大师的几率更高。古人说“诗穷而后工”，因为时代的艰难、人生的潦倒，造成诗人的感慨幽深，方出好诗。画家作为个体活动的创作者，困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苦闷的压力，对于庸常人无疑会令其沉沦驻足，但对天分素质学养俱佳、性格坚毅的天才人物来讲，更可能成为苦心励志、一鸣冲天的动力。

就大师出现几率看今天中国画坛，令人不安的是大师级人物的阙如。以北京画坛看，自李可染、叶浅予去世后，画坛便缺少了主盟人物。40—50年代培养的画家和80年代后培养的画家中间出现了断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言难荆这里有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影响，对传统审美精神和艺术规律的疏离背逆，传统文化教育素质下降，传统艺术教学方法的弃置，以及人才培养使用政策上的极左影响造成的种种偏颇等原因。另一方面是50年代以来政治运动不断造成僵化、沉闷与禁锢的意识环境，使许多富于才华的青年受到压抑，终于造成今日的窘境。可以安慰的是80年代以来，一批中年画家破土而出，成为今日画坛中坚，在他们中间有望出现21世纪早期的大师级人物。

令我有所忧虑的是年轻一代。如果我们把老一代前进中曾遇到的困难比喻为挡道的巨石，则新一代青年成长中遇到的将是一个个陷阱（而不少是美丽的）。他们生在富裕顺利的环境中。其危险是人生与艺术陷入极端个人意识中，漠视生活与艺术的种种法则，淡化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在一些传媒不负责任的炒作下，先是浮躁，然后是消沉与沉沦，过早地燃尽才华油盅的最后一滴，随时被判出局。

盛世的危险在于有才能的人变得平庸，灯红酒绿的温柔乡令人骨醉神销，大师出现的几率可能降低。然而，我期盼着在新世纪里伟大的中华文化得到全面的复兴，热切地期待着大师的出现。（原载《人民日报》2002-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