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我国古代陶瓷器的烧成

我国古来造字的标准原则，不外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所谓“六书”的方法。对一个汉字的分析研究，往往可以从中得出当时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规律。为了归纳我们的祖先对陶瓷本质的解释，不妨先从文字谈起。

“陶”字古作“匋”、据汉许慎《说文》的解释是“瓦器”。汉司马迁《史记》上也说“匋，瓦器也”。在梁顾野王《玉篇》中才正式指出“今作陶“。本来“匋”字按明张字烈《正字通》的注释为“余韶切，音遥，与窑同”，并且引古语说“南山有汉武旧匋”。又据《一切经音义》解释说“按西域地之卑湿，不能为窑，但累坯器露烧之耳。诸书亦借音为姚，字体作窑，音姚”。而《中国风俗史》内则进一步解释说“陶，窑字，古止作匋。外从勹，象形。内从缶，指事也”。说明“匋”字是包之古体“勹”与“缶”字结合而成，本是“窑”的古字。按古人造字的习惯看来，“勹”代表穴窑或馒头窑，“缶”代表陶瓦罐之类。这个字的出现，十分形象地反映了最初的陶窑特征和器物属性。虽然象《一切经音义》的作者唐僧元应所说的那样，西域一带因为“地之卑湿，不能为窑”，直到唐代还有部分地区保留着“累坯露烧”的原始方法，但毕竟是个别现象。例如早在《诗经·大雅》内就有所谓“陶复陶穴”的词句，《尔雅、释丘》则说“再成为陶丘”。汉刘熙《释名、释丘》也说：“再成曰陶丘，于高山上，一重为之，如陶灶然也”。这些都说明由于生产发展，穴窑渐不适用，因而依山傍丘，改在斜坡、丘陵地带构筑所谓“龙窑”。由于“丘”、“阜”同义，所以用来作为偏旁而有“陶”字的出现。如《尔雅、释名》说“土山曰阜”，《说文》也解释说“陶”，再成丘也，从启，陶声”。由此也可约略看出我国早期制陶工艺在烧成方法上的发展过程。并且得知古人对“陶”的本质解释是“瓦器”。

决定陶瓷器本质的条件除了内在的原料成分外，还同外在的窑炉有无乃至烧成方法分不开。换言之，一定的窑炉结构和烧造技术才能生产一定品质的陶瓷。我国古陶瓷窑炉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古陶瓷性质的变化。总的看来，是由升焰式逐步发展为半倒焰式与平焰式。由于结构的限制，升焰式窑炉的温度、气氛都不具备烧成瓷器的条件。而半倒焰式窑炉既可烧陶也可烧瓷。例如前面所说的无窑“累坯露烧”和“穴窑”以及升焰式圆窑、方窑等都属于升焰式，“馒头窑”属于半倒焰式，“龙窑”属于平焰式。

原始的烧陶方法是不用窑的。不仅从文献上得知的唐代西北一带曾保留过这种古老的烧法，而且根据最近的实地调查，至今我国西南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如云南西双版纳傣族的“无窑烧陶法”仍然持续未变。这种方法是在地面上铺放适当的柴草，放置晒干或烘干的陶坯后再用干柴草包围四周及顶部，外面涂抹一层薄黄泥浆（约1厘米），并留有通风小孔，以免燃烧过快。然后将地面柴草点燃，任其自然升温，约经二至八小时便可烧在陶器。由于这种烧陶法不能控制升温速度，尤其当周围柴草燃烧时，使陶坯直接暴露在空气中，只能烧低温（约800℃以下）的氧化气氛，所以烧成的陶器呈红色或褐色。而一部分和草木灰接触的陶器则因受烟熏而成灰陶或黑陶。

从无窑到有窑烧制陶器，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其中以“穴窑”出现最早，今日考古发掘所见，我国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南北各地商代以前的陶窑，大多属于这一类型，至少已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穴窑有竖穴、横穴之分，小的只烧一件陶器，大的直径可达一米。有的穴窑底部分布进火孔（ 孔），孔下是火道。从发掘的古窑址看来，进火孔的形状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大小及数目各不相同。火道的排列各地方也不一样，有的围绕窑床一圈呈环形（如陕西汾县下孟村陶窑），有的并列分支（如河北邯郸涧沟村陶窑），有的呈非字形（如陕西客省庄二期文化陶窑）。还有的穴窑并无带 孔的窑床，火膛和窑室是连成一体的，陶坯放在垫柱上（如河南陕县三里桥与山西芮城东庄村的陶窑）。

虽然穴窑四周有窑壁，可以避免大量的冷空气，使烧成温度略有提高，但也很难控制空气量，所以仍是烧1000℃以下的氧化焰。产品多为红陶、褐陶。如果投柴过多，或将窑顶封闭，就会产生大量的游离碳素，使陶器薰烟而成灰陶、黑陶。例如仰韶文化时期的红陶、灰陶、黑陶往往同时出土，而龙山文化时期的灰陶、黑陶也不例外。这些都可说明它们在氧化气氛而且熏烟的情况下烧制出来的。

这种挖在地下的圆窑直到商代仍在使用。但窑室直径逐渐增大，有的达到1.5米（如河北邢台曹演庄陶窑）乃至1.8米（如河南郑州碧沙岗陶窑），而且多数将燃烧室的位置移至窑床的正下方，容积也比较宽大。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陶窑在结构上有了许多改进，从而才有可能提高烧成温度。如郑州二里岗早期红陶的烧成温度为1000℃上下，而硬陶的烧成温度竟达1180℃左右。同地出土釉陶的烧成温度也与此相近。这种“釉”是用铁作为着色剂而烧成的铁青釉，釉的熔剂主要是氧化钙，属于石灰釉范畴。由于各窑的烧成气氛不尽相同，或为氧化，或氧化与还原兼而有之，所以呈浅黄绿或灰青色。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陶瓷史上一次很大的飞跃。

进入周代前后，陶窑结构的变化尤为显著。根据多年来发表的考古资料来看，陕西一带的西周窑炉在结构上又有了较大的改进。如窑后有烟囱，有窑顶、窑床平坦，无出火孔，窑壁近于垂直，燃烧室移回窑床前下方，有窑门和通风道，以及窑形近于椭圆等。但是，这些优点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在同一座西周窑址上。据推想，著名的沣西张家坡的西周窑很可能就具备了这些特长。因而具备了提高烧成温度的条件，方能烧出那种基本上烧结，矿物组成接近于瓷器，烧成温度近于1200℃的器物。其它如山西侯马东周窑址出土的已经烧结，烧成温度高达1230℃的釉陶，当然也应具备了这样的技术条件。这样结构的窑，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馒头窑”，或者说它是挖在地下的馒头窑（参见表17）。

值得注意的是，东周时期的湖北江陵毛家山窑的设计，已在地面上建窑床，床面平整，无火道及出火孔，其前方设燃烧室，呈扇形，窑室呈椭圆形，并用窑室将燃烧室包围在内，窑后设一烟囱，窑前设窑门，门前设有通风坑道，兼用于存灰，有窑顶。这种建在地面上的镘头窑，更为后世窑炉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应该说，由穴窑到将窑建在地面上，又是一大进步。

这种“馒头窑”的特点是，火膛和窑室合成一个馒头形的空间。当火焰自火膛喷向窑顶时，因为顶上没有出路，便倒向窑床，流经坯体而将它们烧熟，烟气从排烟口、竖烟道排出窑外，所以是半倒焰式。

馒头窑靠夹墙竖烟道产生的抽力来控制一定的空气进窑，因而烧成温度较高，可以达到1300℃，可以烧还原气氛。发掘结果证明，我国北方不少古瓷都是在这种窑里烧成的。例如著名的钧窑、定窑、磁州窑、博山窑以及耀州窑等。其中耀州窑早自北宋时期就已经使用煤作燃料，而且用耐火材料砌筑炉栅。博山窑在北宋早期虽然烧柴，实际上已是全倒焰的圆窑。可见我国用煤烧窑和倒焰窑的发明都比欧洲早以一千年以上。

我国南方并非没有此种馒头窑，例如在南京雨花台眼香庙就曾发现过六座直径约三米的馒头窑，而且也是全倒焰的圆窑。然而，更多的还是“龙窑”。

龙窑的历史据现在所知，最早的为广东增城的战国时代龙窑，其次为浙江上虞的东汉、三国、两晋龙窑，丽水的南朝龙窑，江苏宜兴的唐代龙窑，浙江龙泉、广东潮安、福建建阳、德化的宋代龙窑，以及云南建水、四川荣昌、广东石湾等地的明、清时期龙窑。可以说是两千年来广泛应用，连绵不绝，直到今天仍在许多地方继续保留，并有所发展。

根据推断，那种火膛与窑室连成一体的升焰式方窑发展到后期，将窑顶封闭，窑身倾斜，最低的一端为火膛，最高的一端开排烟口，便成为龙窑。由于窑身为长条形，依山傍丘倾斜构筑，犹如一条火龙自空而下，因而有“龙窑”之称。窑身的长度随同生产的发展而逐渐增加，例如上述的占国龙窑长不足10米，三国龙窑长约13米，到唐代为40米左右，南宋时期更发展到45~53米。

由于龙窑坡度的大小直接影响烧成时间和产量，因此古代劳动人民经过了长期实践和反复思索，终于摸索了比较合理的一种形式，使窑头坡度大，易于上火，窑尾坡度小，易于存火。否则坡度过大就会增加抽力，使大量的冷空气进入窑内而降低温度，不易维持还原气氛，影响产品质量。例如从考古发掘的古窑址来看，东汉的两条龙窑后段斜度和为21和14度，均比现代龙窑大。三国时期的龙窑前、后段的倾斜度同现代龙窑正好相反。只是西晋龙窑的后段斜度为10度（前段窑址因遭破坏无从得知），比较趋向合理。

龙窑的主要优点是升温快，降温也快，可以速烧。尤其是使用松柴的挥发分多，灰分熔点高，着火温度低，燃烧速度快，而且火焰较长，便于快速烧成，并维持还原气氛。我国古代著名的青瓷、影青瓷、黑釉瓷（如建窑“兔毫”、“油滴”，以及吉州窑的“玳皮”“鹧鸪斑”等）大多是用这种窑烧成的。

我国古代聪明的制瓷工匠们充分利用了龙窑的这些优点，掌握了它适合于焙烧坯胎较薄、粘度较小的石灰釉瓷器的规律，终能烧成所谓“类冰”、“类玉”那般纯净莹沏的越窑青瓷，乃至所谓“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那样空前精致的影青瓷器。尤其这种体薄色青、具有半透明性的瓷器的制作成功，除了具备龙窑的优良烧成条件外，当然也关系到瓷土纯度的高低，坯胎玻璃相的多少，以及白度、强度、透明度与吸水性如何等一系列问题的合理解决。它的出现，可以说是我国陶瓷史上又一次质的飞跃。

为了说明影青瓷器所表现的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卓越成就，并从中吸取其宝贵经验，最近轻工业部景德镇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曾对江西、福建、广东等古窑址出土的影青瓷片进行了物理、化学测试。现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景德镇湖田窑标本摘录如表18~19。

表18

影 青 瓷 胎 釉 外 貌 观 察

B 中外文献上的陶瓷分类

关于“瓷”字，在《说文》中同样解释为“瓦器”。而传为晋人葛洪或梁人吴均所写的《西京杂记》和晋潘岳的《笙赋》里，则只见有所谓“绿瓷”“缥瓷”之类的记载，并未提及瓷的本质。其它还有晋吕忱的《字林》内也只有“瓷，白瓶长颈”的简单解释。但是，宋司马光的《类篇》与丁度的《集韵》是进一步说是“陶器之坚致者”，并具体指出“或作瓷，俗作兹、瓶”。这个说法连系当时某些民间窑的碑文或瓷器，上面曾有“瓷”的俗字，可以看作是代表了当时约定俗成的普通认识。需要考虑的是，这里提出的“瓷”“瓶”二字，一个从“缶”（陶器），一个从“瓦”（瓦器），再连系《说文》的解释，说明过去人们对“陶瓷”的概念并不象今天这样界限分明。

尽管如此模棱两可，然而在古人的著作里还是可以找了一些补充说明的。例如唐人张戬的《考声切韵》中就说“瓷，瓦类也，加以药面而泽光也”。宋人丁度在《集韵》一书内也补充说“釉，物有光也，通作油”。虽说唐宋人在此提出的“釉（或油）”在商代早已有之，但用来和“瓷”字相提并论作解释还是值得重视的。至于明人张字烈在《正字通》中对于“釉”的解释，又说“釉，磁器、漆器光泽曰釉”。可见得古人把釉的光泽同瓷器连系在一起，而这种习惯看法却是由来已久的。

早在唐人陆羽的《茶经》内曾有“越瓷类玉”、“越瓷类冰”的说法。顾况的《茶赋》也提到“越泥似玉之瓯”的美质。而在唐代诗人们的妙笔形容下，更是生动可喜，引人入胜。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诗句如：陆龟蒙所作“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稽中散斗遗杯”。皮日休所作“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施肩吾所作“越宛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山僧问我将何比？欲道琼浆却畏嗔”。以及孟郊的“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与韩屋的“蜀纸麝煤沾笔兴，越瓯犀液发茶香”等名句不胜枚举。尤其是晚唐诗人徐寅在他那首《贡余秘色茶盏》诗中把越窑青瓷的釉色写得十分淋漓尽致。他用“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喷。”如上精炼的词句，刻划出“秘色”瓷器的青翠色调和晶莹光泽。结合今日所见的越窑青瓷看来，上面这些多是形容其釉、色而非透明度。从而也反映出古人是把釉、色作为判断瓷器的主要标志。这种注重釉、色的传统习惯一直延续到后世，甚至连西方过去也深受影响。例如Celadon一词的原义就是指釉色而言。它起源于十六世纪法国名剧中牧羊人所穿的一件青衣，因其与中国龙泉青瓷色调相似，难以形容，便用人名作为代称。沿袭至今，已变成泛指青瓷的专名词。古今中外如出一辙，可以说是无独用偶了。

古人对于瓷器所下的定义中，比较科学而确切的解释应该说是明人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这位注重科学实践的学者果然与上述那些单从表面观察的文人们有所不同。他在“陶埏篇”中曾具体、深入地提出了“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的高标准。这就关系到瓷土纯净度的高低，坯胎玻璃相的多少，以及白度、强度、透明度与吸水性如何等等一系列问题。而国内外有些现代陶瓷科学工作者，对于瓷器的标准也提出了白度、透明度、光泽、结晶以及烧在温度等许多条件。如此前后对照看来，堪与现代瓷器媲美的在我国古代陶瓷器中，以目前所见实物而言，最有资格的就是上面提到的景德镇窑“影青”，或更早的青白瓷。清人蓝浦的《景德镇匋录》内就曾记载有关“陶窑”、“霍窑”，在唐初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已能烧制“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佳者莹缜如玉”“称为假玉器”的白瓷。另据国外文献如公元851年（唐大中五年）阿拉伯的《Abbar assin wa I-hind》作者记载：商人苏莱曼(Sulayman)发自广州的报告说“中国陶器特别精美，薄如玻璃杯，注以水，自外可见。”如果他们的话确实可靠，至少说明在唐代已有了合乎今天标准的瓷器。

此外，在距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约六十公里的萨麻刺(Samarra)古城遗址内，还曾发现过许多唐代陶瓷器（如白瓷、青瓷、三彩陶器等）。其中有白色的而且声音清脆、半透明的，换言之，即具备今日瓷器条件的残片。据考证，这座城市于公元883年（唐僖宗中和三年）因迁都而废灭，以后了未见复兴。因而有人认为那就是唐代著名的“邢窑”白瓷。关于“邢窑”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人李肇《国史补》中所说“内邱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一段话。可见当时这种白瓷器已被广泛使用，并有可能传了国外。最近邢窑址已在河北临城发现，其中祁村一带出土的唐代精细白瓷胎釉洁白，果如际陆羽《茶经》所说那样“类雪”、“类银”。而声音铿锵，不禁使人联想到唐人段安节《乐府杂录》中所引的乐师郭道源用邢瓯、越瓯加水“以筋击之，其声妙于方响”（方响是一种古代钢质的打击乐器）这一故事确实可信。只是还不具备上述那样透明性而已。

从文献上看，比邢窑白瓷还早些的是晋人潘岳《笙赋》：“披黄苞以授甘，倾缥瓷以酌”句中的“缥瓷”。有人曾把它同晋人杜毓《 赋》所说“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的话联系起来考证就是晋代青瓷。果然如此，自有今日传世和不断出土的大量器物可供研究。

比“缥瓷”更早的是《西京杂记》所谓“醪酿既成，绿瓷是启”句中的“绿瓷”。虽然据说该书不是汉人的作品，然而近年来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曾发现带有“资”（瓷）字的木简，上面开列的食物名称、数目与出土的二十二硬陶罐中所装笋、梅、鱼骨等恰相符合。可见当时的“资”（瓷）就是指的那些硬陶罐（其中有的带一层薄釉）。它为说明至少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所谓“资（瓷）器”一事提供了有力的线索。若从今日出土和传世的汉代陶瓷器看来，大体可分为高温与低温两种类型。有的据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化验证明烧成温度高达1270℃±20℃。其中有一种汉墓出土的青釉壶，据过去德国专家罗发博士对同样器物的化验结果证明，已经达到1230℃以上，并且特意名之为“汉瓷(Han Porcelain)。足见这一时期已经出现瓷器的事实，不仅在我国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中已有一定根据，而且连外国学者也不是完全否认的。

在1978年召开的“我国古陶瓷和窑炉学术会议”上，对于瓷器的起源问题曾作过比较详细的讨论。虽未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但多数认为我国到东汉时期已能烧制相当成熟的青瓷。例如浙江上虞和永嘉两县当时已较为普通地使用龙窑烧成，温度可达1300℃，并且提高了烧成技术，比较成功地控制了烧成气氛，因而所出成品的胎骨坚致，釉色青润。特别是古代上虞县的陶瓷业十分发达，经过勘察，县内燃料和瓷土资源丰富，已发现的古窑址就有二百多处，自汉至宋延续未断烧造。所以说上虞县不但是我国青瓷的著名发源地，而且也是我国早期瓷器的生产中心。根据化验的结果表明上虞出土的东汉青瓷四系罐，胎质洁白细密，用含铁量2%以下的瓷石为原料，釉色淡青，胎釉结合牢固，烧成温度在1200℃以上，瓷化程度良好。这些特征同样也表现在该地出土的一些东汉及三国、两晋的青瓷残片上（见表21~23）。

除了上面列举的东汉、三国、两晋青瓷标本外，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还对隋、唐、五代、宋、金时期的南北青瓷标本进行过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东汉晚期的青瓷胎样品的致密度和瓷化程度，不比宋和五代青瓷的瓷化程度差。从外观断面上可定性的反映出来，从物性和电子显微镜观察上也得到了确证。由于东汉晚期的样品已达到完全瓷化，至少可以说我国早在东汉晚期就已经能够烧造瓷化程度较好的青瓷了。

前面曾经提到西汉墓中“资”（瓷）字的出现，结合出土器物却似今日所谓的“硬陶”或“釉陶”。而传为汉人所著的《西京杂记》又被考订为伪作。这两个事例各有其不足之外，不妨再回顾一下当时和以前人们对于陶瓷器的说法，如：

1、《周书》：“神农作瓦器”。

2、《周礼·考工记》：“陶人为盆、甑、鬲、庾，旃人为盏、豆。”

3、《周礼·考工记》：“凡陶旃之事，髻、薜、暴不入市。”

4、《吕氏春秋》：“黄帝有陶正，昆吾作陶”。

5、《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

在上列文献中已出现了“瓦器”“陶人”“陶旃”“陶正”“陶河滨”之类的词句，只是尚未见以“瓷”字。

表20 影青瓷胎的白度、透光度、吸水率

表21 青 瓷 胎 釉 外 貌 观 察

表22 青 瓷 胎 的 化 学 组 成

表23 青 瓷 釉 的 化 学 组 成